3.1 童年经验的影响
童年经验是每个人最初的生命体验,这个阶段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经历经过岁月的提炼与整合,对作家一生的创作都产生极大的影响,还会在某种程度上随着作家的心理气质、创作态度或明或暗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所以王克俭在《文学创作心理学》里说道:“童年体验就是一个人在童年(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童年体验在作家创作心理的体验生成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5]118而对贾平凹来说,“文革”是贾平凹年少经历中具有历史性记忆的一环,其中的情绪记忆更是历久弥新。
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暴力”曾一度成为合法的代名词,到处叫嚣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文革”的暴行让贾平凹感受到了社会的残酷和人性的黑暗,鲜血淋漓的事实给贾平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早在自述散文中,贾平凹写他作为红卫兵小将的一员,也参加过武斗,在《我是农民》里关于文革部分提到:“我亲眼目睹了武斗场上,我的一位同学如何地迎着如雨一般的石头木棍往前冲。他被对方打倒了,乱脚在他的头上踢,血像红蚯蚓一般地从额角流下来。他爬起来咬住了一个人的手指,那手指就咬断了,竟还那么大口地嚼着,但随之一个大棒砸在他的后脑,躺下再不动了。”[6]35而贾平凹的父亲因为是教师身份的原因,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在散文《初中毕业之后》中提到父亲被批斗之后的惨状:“父亲浑身是伤,伤得最厉害的莫过于是他一颗忠厚本分的心,他受不了这种屈辱,又悲又痛,就病倒了。”[7]9作家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和父亲的真实遭遇,这些都成了贾平凹童年的创伤体验,并且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文革”中暴力和死亡并不会产生多少英雄,只不过给平凡的人民徒增伤痛,这些伤痛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间的流逝又会尘封在尘埃里。但贾平凹这些创伤性童年体验经过一次次强化后潜入其心理,影响其创作,遇到一个合适的契合点再挥散开来。因此在《山本》中大量的血腥描写是带着作家童年经验的影子,如同吹掉盖子上的尘埃一样,将记忆中的暴力再次展示给众人。鲁枢元说:“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总是敏感的、丰富的、牢固的、强烈的、细腻的。”[8]25这些血淋淋的暴力细节描写是作家对童年暴力场面的深刻的记忆体现,在还原暴力的残酷本质和真实感的同时,还能使读者在阅读体验中感受鲜血的惊恐感。不仅仅是贾平凹,暴力书写大师余华也曾说到他在“文革”时期的经历:“在贴满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9]65同贾平凹一样,余华童年经历的这些暴力事实,对其自身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及其深刻的影响,暴力书写也成为余华作品的显著特征,成为当代文坛上首屈一指的暴力书写大师。而贾平凹较之余华客观的外聚焦叙写心态,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能体会到受暴力伤害一方的心理。“文革”时期,贾平凹的父亲被卷入批斗,关押多年,整个贾家因父亲政治问题家徒四壁,濒临在死亡线上,惶惶不可终日。尤其对贾平凹本人,外表平凡、内心敏感的他也因此养成了自卑性格,所以在看似暴力叙写的冷静笔调,其实饱含着作家的伤悲和痛心。贾平凹叙写暴力,实则不是欣赏暴力,而是谴责和痛斥。
3.2 人性本恶的冷酷
“性恶论”在中国思想史上早有定论,渊源久矣,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贾平凹之前曾在多部作品中感叹贫穷使人残忍,求生的本能使人残酷。在《山本》中也一样借杜鲁成的口感叹“涡镇人心咋这么烂?”[1]237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井宗秀领预备团当众瓜分阮家财产,涡镇人人皆有金钱可拿,便不住感叹“这镇上咋就只有一个阮天保?”[1]218而后阮天保率保安队攻打涡镇的时候,人人又谩骂“保安队打的是预备团,咱倒是跟着遭殃了?!”[1]233人性内心深处一直是“利己”和“自私”的,趋利避害,瓜分钱财时,涡镇人群拥而上,可有谁想到阮家双亲被唐建用斧头劈死何其无辜?而涡镇人始终贯彻的是“有福同享,有难不同当”的理念,等到利尽祸来之时便纷纷指责,毫无愧疚之心。作家借助细腻的笔触洞悉寻常人的普遍心理,揭示了人性的普遍弱点和劣根性,“之所以人死得那么不壮烈,毫无意义,包括英雄井宗秀和井宗丞,就是要呈现生命的脆弱,审视人性中的黑暗和残酷。越是写得平淡,写得无所谓,我心里也越是战栗、悲号和诅咒。”[2]
从《山本》多种暴力形式中都可以窥见权力的影子,或者说是权力欲望在作祟,人性深处对权力欲望的莫大渴求,物权的争夺,男权的欺压,无处不在。康德曾在《权利的批判》中对权力和暴力的关系做了最为直接的注解,他将暴力定义为:“克服巨大障碍的能力。这种力量,如果能够克服掌握力量的阻力的话,就称之为权力。”[10]暴力在精英手中被“合理”地用作权力工具,揭示了他们对暴力的崇拜和对权力的向往。而在争夺权力的杀戮和死亡中,大多数人的死亡是无意义的,比如在庭院中纺线织布的妇女被流弹击中,双方拉锯战中无辜人质被枪杀,土匪报复扫荡中妇女被强奸等等。《山本》中处处都是为争权夺利所带来的暴力、罪恶和死亡,人性深处浸透着自私与利己,所以荀子提出“性本恶”思想,要让人接受后天教育,克制先天的“恶”。作家在《山本》中大量的围绕着权力争斗的暴力书写,可以看出这个含混着民团、土匪、军队等多种成分在一起的地方武装预备团“充分表现出中国旧式农民武装的复杂性、局限性及其悲剧性下场”[11]。其在抢夺权力、地位、金钱、美色的同时,也带来了惨痛、伤亡、杀戮、覆灭的结果。权力的相互倾轧带来的战争、暴力和死亡又反而加剧了人性的冷酷,进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大量的无意义的死亡以及司空见惯的鲜血和尸体使人感到生命无处栖身,人性情感逐渐丧失,对待鲜活的生命愈发无动于衷。巩白林和井宗秀在城墙填埋奸细云淡风轻,井宗秀不动声色地谋杀妻子心神不乱,五雷玩弄女人时谈笑风生,这些都充分展示了暴力背后的人性的冷酷。人心一冷,生命变得轻飘飘的,人命就真的如同蝼蚁一般。
3.3 创新意识的推动
贾平凹一直是一个志在创新的作家,有着很强的创新意识,在文学的丛林中努力开辟新的地带,寻求着突破。贾平凹作品在不同的创作阶段,一直都呈现着极大的转变与创新,有评论家称:“贾平凹是具有自觉现代意识的当代作家。现代意识在贾平凹的文学观念中是多角度的。多维,创新,内省,互动,这些可以说是贾平凹现代意识的关键词。”[12]他自己也曾在《带灯》后记中说道:“《带灯》是不适应那种写法,我也得变变,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可是这稍微的转身就何等地艰难,写《带灯》时力不从心,常常能听到转身时关关节节都在响动……”[13]361可以看出,贾平凹是一个喜欢常变常新的作家,新作《山本》中对于暴力的书写,也依然体现着贾平凹的创作追求。
贾平凹在创新的基点上,选择历史题材进行创作。《山本》是有原型故事的背景支撑的,陈思和在《试论贾平凹〈山本〉的民间性、传统性和现代性》里面提到井宗秀的人物原型来自于陕西军阀井岳秀,井岳秀的哥哥井勿幕是辛亥革命的先驱,曾被孙中山誉为“西北革命巨柱”。贾平凹并没有运用人物原名,而是进行了化改,并且在时间上也进行了模糊处理,并对井勿幕的身份重新编排,成为秦岭游击队的一员,这样处理使得这部小说明显具有民间史的特点。选择了这样一部民间战争史,也就代表作家势必会选择暴力作为小说的主要展现点,战争与暴力死亡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对于《山本》里面的暴力描写,不是作家自行想象,而是来源于一定的历史史实依据。井岳秀的故事在陕西民间流传中就是一个传奇,“井岳秀为兄长报仇,将仇人李栋才活捉回来,用砍头、挖心、抽筋等酷刑祭兄灵前,还剥了人皮做成马鞍,整天骑于胯下解恨”[11]。据此,《山本》中提到井宗秀将刑瞎子活剐了给井宗丞献祭,还将内奸三猫当众剥皮做成一面人皮鼓,这些都是在作家本人进行大量的民间史实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暴力书写并不是无依托的存在,这些落到实处的书写无不体现了作家站在民间野史的立场上,既写了大人物的荣辱覆灭,也写了小人物苟且偷生,展现了民间说史的姿态。
贾平凹在《山本》后记中讲到:“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贾平凹,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我所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时代的意义。”[1]524贾平凹自觉肩负社会责任和使命感,就像他自己谈到在写《山本》时,在自己书房里挂上“民间性、传统性、现代性”的横幅时刻提醒自己。《山本》虽然写了那么多暴力和死亡,但作家旨在描绘那段尘封的非官方历史记载的历史,同莫言的新历史小说中消解历史崇高感的戏谑性不同,贾平凹以另一种民间视角的细节处展现民间历史的伟大,如《山本》后记中说的:“以我的能力来写那个年代只着眼于林中一花、河中一沙,何况大的战争从来只有记载没有故事,小的争斗却往往细节丰富、人物生动、趣味横生。”[1]525贾平凹和莫言都对官方话语立场下的历史有自己的理解和阐述,能够不随波逐流,打破陈规,这种创新求变的勇气使得他们在文坛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