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巨大转变,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几乎所有的中国城镇企业职工都享有单位统一提供的劳动保险,该劳动保险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及工伤保险等,同时国有企业表现得比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大方”得多。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90年代开始发展迅速,作为应对经济接轨所带来社会波动的产物,为了弥补之前劳动保险的累积拖欠金额,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能够按时且足额发放,尽快补上资金缺口,改革后的保险缴费水平设置偏高,2018年单位需要为职工缴纳的比例分别为:基本养老保险20%,基本医疗保险8%,失业保险2%,工伤保险0.75%,生育保险0.5%(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从缴费比率来看,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占据了企业社会保险缴纳的“大头”,同时,两者也构成了社会保险的最基本部分且性质上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本文选取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作为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研究对象。

1997年后,我国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建立了统账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规定企业和职工需要按照规定的费基和费率缴纳社保,企业为职工缴纳的部分划入统筹账户,职工个人缴纳部分划入个人账户。企业职工缴费满15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则可以领取基本养老金,直至死亡。尽管国家要求基本养老保险要实现省级统筹,但许多地方仍为市、县级统筹,缴费比例没有达到统一,如2018年上海市缴费比例为企业缴纳20%,职工缴纳8%,武汉市要求企业缴纳19%,职工缴纳8%,深圳市的要求则是企业缴纳14%,个人缴纳8%。

1997年我国建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适用于全体工薪劳动者, 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的实行,确立了职工医疗保险制度遵循“低水平,广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的基本原则。医疗保险以每年为期限,属于消费型险种,其中一部分资金来源于用人单位缴费,约占总资金的75%,其余部分为职工本人缴纳。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地方统筹,尽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全国统一,但具体的医保目录、定点规则和报销规则在各统筹地区之间存在差异,这就导致了地区间的参保者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差别。

(1)经济动机

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企业作为追求利益的实体,会比较社会保险缴费的成本与收益,合规或不合规行为是基于财务利益考虑下的理性选择行为^[8]。缴纳社保费用的成本很明确,即企业实际为员工缴纳的社保金额,而缴纳社保费用的经济收益表现为企业参与社保缴费的费用能够在税前列支,作为企业的成本从税前利润中扣除,从而体现抵税效应,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社保费用的规范缴纳有利于银行信贷的取得及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行为。企业作为理性决策者,在对这两者进行比较后做出有关社保费用缴纳的决定。目前,国家层面对基本养老保险及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缴费率为20%和6%,虽各地的具体规定略有不同,但相较国外而言,我国的缴费率仍然偏高,直接提升了企业的合规成本,企业感知的成本要远高于因此带来的收益,企业缴费意愿较低。

所有制影响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经济动机。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能力高,信贷能力良好,更有能力将因承担社保费用的成本转嫁到产品价格上。同时,国有企业性质特殊,国有企业是国家推行社会保险政策的起点,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政府更加关注国有企业的社保缴费是否合规,因此,国有企业的不合规行为将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再者,许志涛和丁少群^[32]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所能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进行测算,也发现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能力要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在经济改革后虽然迅速发展,但进入资本及产品市场能力弱^[33],无法与国有企业自由竞争,同时信贷能力偏弱,经营稳定性不如国有企业,劳动力成本占比高,利润与劳动成本的弹性系数更高,既缺乏动力也没有能力提供像国有企业那么优厚的员工福利^[34]。三资企业进驻的目的则是获取廉价劳动力,因此更有可能逃避社保缴费,较国有企业参保意愿也更低。

政策性质影响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经济动机。尽管各地政策不一,总体而言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要远高于基本医疗保险,朱冬梅^[35]认为“缴费比例高,企业负担重,只好采取各种回避的策略行为,是扩面难的主要原因之一”^[35]。因此,相比于基本养老保险政策,企业更有能力也更有意愿缴纳基本医疗保险。此外,对于企业来说,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预期损失处于远期,而不缴纳医疗保险的预期损失则是近期的,企业在没有为职工缴纳医疗保险的情况下,若员工发生了高额医疗费用,便会向企业索赔合法权益,企业则有可能需要承担本该由社保赔付的医疗费用,因小失大,因此从这方面考虑一般企业也更有意愿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综合来看,国有企业的经济实力普遍较非国有企业要强,社保缴费能力要高于非国有企业,从而导致两者在社保缴费方面的差距。具体到政策而言,非国有企业经济能力本就没有国有企业强,但为了规避医保缴费不合规的风险,非国有企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的意愿更高,从而缩小了两者的缴费差异,两者在基本医疗保险方面的合规差距会小于基本养老保险政策。

(2)社会动机

除了基于经济理性的企业利益外,道德伦理和社会价值也是企业行为的一大动机,企业的社会动机可分为外部社会动机和内部社会动机,外部社会动机又包括对消费者、公众、及对政府的社会契约,内部社会动机则包括对管理者、员工的社会契约^[36]。社会动机表现为目标群体会照着相关者所希望的方式行事,不论是出于满足他人的目的还是希望借此获得认可^[9],除了法律和社会压力外,遵守法律的社会责任感是合规的重要动机^[10]。

所有制影响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社会动机。实践证明,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根据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显示,国有企业的社会发展指数(58.7分)要远远高于民营企业(29.7分)以及外资企业(23.9分)。尽管自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政府一直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国企在极力摆脱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对自身决策的制约,但毫无疑问如今政府仍然对国有企业的运作具有很高的掌控力,国有企业除经济责任外还需承担更多的政治和社会职能,政府通过国有企业解决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的问题,如非充分就业问题及公共产品问题,国企自身往往为了实现政府的政治和社会目标而扭曲自身的经营行为。因此,对于政府推出的社会保险政策,国有企业由于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会更倾向于遵从社保政策。

政策性质影响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社会动机。年老是所有人不可避免的事情,决定了任何人都有参加养老保险的潜在需求,相对于失业、医疗等更加不确定的保险而言,老年保障是最为确定的需求。但就领取条件而言,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明确规定了员工需要在累积缴纳年份达到十五年以上且到达退休年龄才可以领取养老金,对于职工本人来说,短期内并没有可见利益的流入,仅仅相当于存了一笔定期存款,作为保险的作用没有凸显出来。而基本医疗保险当期缴纳,当期就能够因此规避风险,回报期相对基本养老保险而言更短,从短期成本效益考虑,职工要求企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的意愿更强。相应的,在医疗保险上,企业感受到来自员工的压力也就相应地越高。因此,社保政策作为给予员工的一种“福利”,企业自然更愿意缴纳对于员工来说感知效用更高的医疗保险。

结合以上分析,国有企业由于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合规压力,在社保政策合规上同样会与非国有企业形成差距。具体到政策而言,非国有企业对于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和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而的缴费意愿本该是相同的,但由于在两项政策上感知到的员工压力不同,从而缩小了两类企业在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上的差距,因此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养老保险合规上的差距要高于在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上的差距。

(3)规范动机

有时候企业的行为并非能够完全用以上两种动机来解释,规范因素对企业行为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规范动机强调企业对制度的遵守义务,企业的合法性行为^[7]。 企业若认为该规定合理,出于对制定部门的信任及肯定,自然会遵从该规定^[25]。

所有制影响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规范动机。印记理论认为企业不仅受到当前制度环境的影响,也会受到其创立时期的技术、资源及制度环境的影响^[37],其中的社会印记是创始团队早期对社会使命的认同,对于组织后期的成长扮演重要角色,实证证据表明其对于企业的社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38]。具体结合中国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情况,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初始成立时具有不同的起点及创立条件,因此不同的组织印记可能会导致当前明显的政策合规情况不同。国有企业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涌现,要普遍早于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初始建立时期的国有企业类似于企业加社区的组合,不仅包括现代企业的主要功能,还提供许多普惠性福利设施及保险,体现的是“企业办社会”^[39]。工资外的福利包括有劳动补助,降暑、取暖等生活补助,日常和过节粮油蔬菜的实物补助,以及食堂、医院、托儿所、附属学校等福利建制。总之,初期的国有企业将劳动与员工的生活都内化到企业中来,员工的福利水平极高。从1994年《公司法》颁布以来,明确国有企业要以社会保险取代单位福利,因此,国有企业极有可能将原花费在员工福利上的成本直接转向对员工社会保险的投入。此外,与一般企业不同,国有企业的高管与官员之间的政治流动密切,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因此,对于国家提出的社保政策,相对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会更为认同,积极合规地参加基本养老及基本医疗保险,以期达到社保政策应有的作用,给其他企业示以标杆作用。

政策性质影响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规范动机。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定机构相同,理论上企业对制定机构的认可程度一致,但从国家层面而言,隐含着对于这两项政策存在不同程度侧重。就目前而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养老金替代率低,养老资金出现收支缺口,需要财政不断补入资金,尽管有些省份基金充裕,但有些省份养老金基金发放面临风险,需要中央“接济”,如今难以实现省际之间的资金调动,政府对于养老保险基金的征缴管理会更为严格,对来自于政府的高强度压力,企业合规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可能性更高。

总体而言,由于历史轨迹原因,国有企业总体表现会优于非国有企业,同时对于养老政策而言,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企业养老保险政策的合规程度尤为重要,国有企业承担政治职责,因此对于养老保险政策应表现出更高的合规性,从而拉大了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差距,高于两者在医疗保险政策方面的差距。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国有企业的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高于非国有企业。

H2:国有企业的基本医疗保险实际缴费率高于非国有企业。

进一步,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合规动机看:经济动机方面,基本医疗保险合规成本相比更低,而不合规成本远远高于基本养老保险; 社会动机方面,尽管养老是每个人长期来说最基本最必须的保障,但回报期长,员工参保意愿低; 规范动机方面,在养老压力下,国有企业更有义务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因此,提出假设:

H3: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的所有制差距高于基本医疗保险。

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国泰安数据库获得样本企业2007—2016年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金额、 基本医疗缴费金额、实际控制人性质、实际所得税率、本年度职工工资总额、职工人数、资产收益率、销售收入现金比率、资本密集度、资产负债率、市盈率、总资产等数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2006),从2007年起上市公司开始在“应付职工薪酬”明细项下披露各项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因此,数据起始期为2007年。由于计算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基本医疗缴费比例等指标需要以上一年度工资总额的数据为基础,故样本从2008年开始。剔除异常值和缺失值后,包含14 156个基本养老保险样本,14 107个基本医疗保险样本。

被解释变量包括:(1)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即本年度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金额占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比重测量,该指标越高表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合规程度越高。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本文所使用的职工工资总额仅包括企业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工资、奖金、津贴和福利”部分。(2)基本医疗实际缴费率,即本年度基本医疗保险缴费金额占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比重测量,该指标越高表明企业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合规程度越高。

解释变量为所有制,国有企业用1表示,非国有企业用0表示。参照郭磊等(2017)的研究,若该上市公司在其年报中披露其实际控制人为国有企业、中央机构、地方机构或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则赋值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包括:(1)职工人数。Oi和 Idson^[40]认为规模更大的公司更倾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资,为职工缴纳社保基金付出的成本越高,这与企业获取利润存在冲突。另外,大公司从逃避缴费中获得的绝对收益更多,拥有更多的资源为自己的违规行为做掩护。(2)平均工资。基本养老保险及基本医疗保险均是以员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范围缴纳,员工工资越高,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基金付出的成本越高。(3)实际所得税率。即所得税费用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越高,表明企业盈利能力越强,考虑到企业决策者可能将社保缴纳费用作为税后利润的分配方式之一,盈利越多越有可能为员工缴纳社保基金^[32]。(4)企业经营层面因素。参照Yoshida和Horiba^[41]的研究,控制市盈率、安全性(销售收入现金比率)、资产回报率、资产负债率。参照陆正飞等^[42]的研究,控制资本密集度,以总资产与营业总收入之比衡量。此外还控制了资产规模,以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衡量。一方面资产规模越大的企业一般市场份额越高,越有可能将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将社保缴费转嫁到产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 另一方面监管职工难度更高,企业基于激励员工的目的更愿意支付更高的成本,以高工资来应对高监管成本^[43]。(5)地区效应。以同省份平均缴费率度量,各省社保政策略有不同,社保政策的执行有赖于地方政府利益的实现,为吸引优势企业入驻,提升本地区域竞争力,地方政府可能会选择较为宽松的劳动标准及对社保政策的监管及执行力度^[44-45],因此省份效应不可忽略。同时参考郭磊和秦酉(2017)^[46]研究,同省份之间存在创新扩散现象,同省份合规程度越高,企业合规可能性越高。(6)行业效应。以行业平均缴费率衡量,企业为了维持行业中的竞争地位,行业合规程度越高,企业合规的可能性越高。

本文采用OLS回归及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考察所有制对基本养老保险及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率的影响,以及检验所有制差距在两项政策上的不同表现。首先,将样本进行OLS回归,进一步为了解所有制对社保合规的影响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依次对2008年,2008—2009年,2008—2010年……2008—2016年的子样本进行年份上的滚动回归分析,考察所有制在不同累积年份对缴费率的直接影响。其次,为考察所有制差距的结构变化,检验基本养老保险以及基本医疗保险在不同政策上的所有制差距表现,使用Oaxaca-Blinder分解进行滚动年份回归,实现对不同政策所有制差距上的比较及解释。

如表1所示,在整个样本期间,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国有企业或非国有企业子样本,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均未达到政策一般要求的缴费率20%,而且,近年来还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普遍不合规。此外,统计显示国有企业的实际缴费率一直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最高为非国有企业的1.57倍,最低也达1.30倍,说明在企业普遍不合规的大环境下,国有企业的合规程度要普遍高于非国有企业。表1还显示,企业基本医疗保险缴费也呈现类似的情形,缴费水平整体偏低,普遍没有达到政策规定水平,国有企业的实际缴费率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最高为国有企业的1.58倍,最低也有1.29倍,并且总体而言,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缴费差距近年来在逐渐缩小。

表1 企业社会保险实际缴费率(年度)%

如表2所示,除内蒙古自治区、海南省以及青海省外,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的实际缴费率高。而在两项保险的直接对比上,各省展现出不同的情况:内蒙古和广西等地在基本养老保险上的所有制差距显著高于基本医疗保险; 多数省份在两者上的所有制差距相近,如天津、福建、安徽等地; 少部分省市在基本医疗保险上的所有制差距更高,如重庆、海南和黑龙江等地。

表3汇报了所有制影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基本医疗保险实际缴费率的检验结果。H1和H2分别预测国有企业的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基本医疗保险实际缴费率高于非国有企业,均得到支持。

如表3所示,在所有的样本年份中,所有制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所有制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基本医疗保险实际缴费率均显著正相关,国有企业在两项社保政策缴费上比非国有企业合规程度更高。表3还显示,所有制的回归系数近年来逐年降低,表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所有制差距正在缩小,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趋于一致。同时,所有制的回归系数在基本养老保险中一直高于基本医疗保险,表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所有制差距更大,初步印证了H3。这可能是因为养老保险政策与我国当下人口老龄化问题息息相关,国有企业承担着政治和社会职责,为了对国家的战略进行回应,国有企业合规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意愿会更高。

表2 企业社会保险实际缴费率(地区)%

表3 企业社会保险实际缴费率的所有制差距

表4汇报了所有制差距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

表4 所有制差距的Oaxaca-Blinder分解

H3预测基本养老保险的所有制差距高于基本医疗保险,得到了验证。如表4所示,不论是基本养老保险还是基本医疗保险,所有制差距中的不可解释部分始终要多于可解释部分。其中,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所有制差距的可解释部分先下降后上升,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所有制差距的可解释部分总体呈上升趋势。横向比较发现,近年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所有制差距的可解释部分整体上要高于基本养老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