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蒹葭》一诗是《诗经》中的名篇,具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因其意境之深远、所指之不确,古往今来都有着较高的关注度,产生了许多的注解,引起争议不断,使得这一篇朴素的《秦风》诗歌异常之“飘渺”。关于诗歌的创作背景、创作年代、创作意义等重要问题也一直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然而,细读此诗,会发现诗歌中有着众多的地理地貌描写,结合《秦风》诗歌之写实主义特点与近年来秦都雍城的考古发现,或可为还原诗歌的创作背景寻找到重要的线索。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这首著名的诗歌出自《诗经·秦风》,是春秋之时秦地的民间歌谣。《蒹葭》一诗在《秦风》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因其飘渺的文风,婉约的风格而别于其他诸篇,这种独特性造就了《蒹葭》的艺术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秦人的文学水平^[1]89。“蒹葭”此物为何,大部分学者认同蒹葭为“芦苇”,根据《尔雅》:“蒹,薕。葭,华。”郭璞注:“蒹,似萑而细,高数尺。葭,即今芦也。”^[2]448蒹、葭实则都是芦苇类的植物。借这么一种常见廉价的植物而创作出脍炙人口的诗歌,王国维赞道:“《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3]202足见其对《蒹葭》之推崇。但是诗歌本身却颇为难懂,清人牛运震对这首诗评道“国风之中第一篇飘渺文字。极缠绵极惝恍,纯是情不是景,纯是窈远不是悲壮。感慨情深在悲秋怀人之外,可思不可言。”^[4]315方玉润言“此诗在《秦风》中,气味绝不相类。以好战乐斗之邦,忽遇高超远举之作,可谓鹤立鸡群,翛然自异者矣。”^[5]273可见此诗虽值得细细玩味,却因其所指之不确使得疑问很多,解读颇为困难。如果要破解此诗,还需从汉儒注解开始说起。

由于秦朝的文化高压,“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6]255先秦时期对于《诗经》的注解已经亡佚,有关于诗歌的作者以及写作的目的目前也没有来自先秦时期的资料佐证。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得1 200多枚战国竹简,其中有31枚言及《诗经》中60余篇作品的篇名,但是未见《蒹葭》。现在文献中所能见到关于《蒹葭》最早的注解见于汉代的毛《诗》。在西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齐”“鲁”“韩”三家诗等今文经学,然而至东汉今文经学衰微,三家诗逐渐亡佚不占主流。而作为古文经学代表的毛《诗》在东汉时期兴盛并且在日后获得独尊的地位。毛《诗》在《蒹葭》的开篇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7]422东汉郑玄进一步解释为“秦处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7]422至孔颖达《毛诗正义》又曰:“作《蒹葭》诗者,刺襄公也,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礼以教之礼者为国之本,未能用周礼。”^[7]422以毛《诗》为本的各代官方观点,借《蒹葭》以言秦襄公未能用周礼而讽之,这种观点在日后很长时期内占了主导的地位。关于对全诗更进一步的注解,毛、郑、孔三氏在刺襄公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构建了整个讽刺的意涵所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毛《诗》云:“兴也,蒹,薕。葭,芦也。苍苍,盛也。白露凝戾为霜,然后岁事成,国家待礼然后兴。”《笺》云“蒹葭在众草之中,苍苍然强盛。至白露凝戾为霜则成而黄,兴者,喻众民之不从襄公政令者,得周礼以教之则服。”^[7]422行文于此则得见毛、郑之注解的政治基调的构建。后文中毛《诗》更是将此诗的各种事物赋予了丰富的意涵,“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毛《诗》:“伊,维也,一方难至矣。”《笺》云:“伊当作翳,翳犹是也,所谓是知周礼之贤人乃在大水之一边,假喻以言远。”^[7]422“溯游从之,道阻且长。溯洄从之,宛在水中央。”毛《诗》,“溯游而上曰溯洄,逆礼则莫能以至也……顺流而涉曰溯游。顺礼求济,道来迎之。”《笺》:“此言不以敬顺往求之则不能得见……宛坐见貌以敬顺求之则近耳,易得见也。”^[7]422关于毛、郑对于后文的解释,则与首段保持着同一的基调继而构建起复杂的政治意涵,都是言襄公不用周礼不以固其国,总之“经三章,皆言治国须礼之事”^[7]422,孔颖达《疏》的基本取向也并无二致。通过毛、郑、孔等人的解释,可以看出,此诗的政治意味异常的突出。

纵观整本毛《诗》,我们可以看出《诗经》在汉代儒生的注解下,将本是色调鲜明的文学作品,都解释成一段历史的启示,为当时政治而服务。“汉朝《诗经》学的整个体系,就是把《诗经》附会于历史和政治。不管什么诗,不管什么内容,全都能在先秦历史上找到具体时世,而且内容都关乎于治乱兴衰,礼法大义。”^[8]汉儒对于《诗经》的解释多少有些牵强附会之嫌,如对《蒹葭》的解释,字里行间无不透漏出其所体现的政治讽喻之意,此种解释显然有悖于《秦风》的写实主义特点。但是毛《诗》影响之大,至今依然被奉为经典,并且影响着后世的注解思路。

《诗经》学自从开始便是儒生之专利。《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合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合。”^[9]79此语已成研究《诗经》所需遵循的原则之一,但是关于《尧典》的产生年代,根据蒋善国先生的考证,出自战国时期儒生的述古之作^[10]168。所以是否以此为原则应存有一定疑问。对于汉儒解释的《诗经》,确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早在东汉之时,王充即言:“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 后儒信前师之言,随趣述故,滑习词语。”^[11]1123,颜师古引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12]1723,充满了对汉儒经学的讽刺。及至宋代,就有了一种横扫汉儒经学传统之气魄。其中郑樵的《诗辨妄》就说《毛诗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还说《诗序》是汉人之伪作^[13]476。朱熹对此更是进一步表达了与毛《诗》不同的看法,“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14]而关于《蒹葭》的看法,朱熹用了相当客观严谨之态度,其曰:“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秋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14]97由于朱熹之学术地位以及明、清时期《诗集传》成为官方版本,后世根据朱熹“废除毛序,只以诗经文本入手”的方法论依据^[14]417,纷纷发表了意见,《诗经》研究的走向得以突破。虽然毛、郑之影响依旧很大,但是以此为突破口,有了越来越多的新观点。新文化运动之后,由于思想的解放,《蒹葭》又成为了一首爱情诗。但是关于《蒹葭》是爱情诗的观点,结合当时的历史,实在不敢苟同。不过经过历代的发展,汉儒权威之下《蒹葭》的注解已经被解构,关于《蒹葭》的研究在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需要做新的解释。就诗歌之年代而言,是否为襄公之时所作,亦需要做重新的推敲。

《蒹葭》诗的成文年代目前有多种说法,总结各家观点来看,其主要有三:一是认为作于襄公之时,二是认为作于文公之时,三是观点认为作于穆公之时。还有的学者认为其诗过于飘渺,故其认为《蒹葭》诗的所做年代不可考。甚至还有人认为《蒹葭》诗风格过于独特,故不为《秦风》之诗歌。但是各位学者所探讨的层面过于关注诗歌的意境,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比附,而对于诗歌原义所表达出来的一些地理地貌信息则所谈甚少。

依据前文所言,说《蒹葭》为刺襄公之作,实为汉儒以“经”解“诗”之看法,蕴含了汉儒的政治思想观点。而其所作之具体年代,自汉儒之后,为襄公时诗亦有较大的影响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抵还是以毛《诗》等汉唐官方观点为本,以及依据后人为先秦史料所做的注解中获得只言片语的信息,料定此诗为襄公之时所做,如服虔所注之《左传》言:“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之好,侍御之臣,戎车四牡田授之事,其孙襄公列为侯伯,故有蒹葭苍苍之歌、《终南》之诗,追录先人。《车邻》《驷驖》《小戎》之歌,与诸夏同风,故曰《秦风》。”^[15]1263,须知服虔乃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其遵循着汉儒以“经”解“诗”之原则,他同意《蒹葭》为襄公时作,正符合当时的传统,并不可信。另还有学者依据秦《石鼓诗》的第二首,“于水一方”句型与“在水一方”相似,而此诗产生于秦文公之时,为秦文公东进关中之时所见之场景,故推断《蒹葭》诗作于文公之前,而文公为襄公之子,时代相接,故认为《诗序》之说并非没有依据^[16]。然而《石鼓诗》本身的成文年代尚有多种说法,而且依据句型判断又稍显武断之嫌,所以此说尚待考证。

另有学者依据《史记·秦本纪》之言,“(文公)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6]179。说此诗为秦文公时期所作,如明代何楷说:“秦至襄公之子文公,始有岐、豊之地,则此诗当属之文公。”^[17]658a其认为秦人据有岐、丰之地后才有人刺秦公不用周礼固其国,故“此诗乃刺文非襄也”^[17]660a。然而此说依旧是汉唐观点的复制,只是将时代推至文公之时,故此说不可取。

第三种说法为穆公之时说,持此说者大抵是受宋代解“诗”之影响,认为此诗为穆公求贤之诗,宋代王质的《诗总闻》在解释《蒹葭》时说:“秦兴,其贤有二人焉,百里奚、蹇叔是也。秦穆初闻虞人百里奚之贤,自晋落楚,以五羖羊皮赎之。因百里奚而知蹇叔,曰蹇叔之贤,而世莫知。使人厚币迎之,所谓伊人岂此流也耶。凡所讲解,皆不见。”^[18]534清人牟亭在《诗切》中也认为此诗是百里奚荐蹇叔之作。^[19]125近人有任乃强先生在其《周诗新诠》中题解《蒹葭》,依据《左传》僖公九年、十年以及《史记·秦本纪》中的相关记载,认为此诗的作者为晋大夫丕郑,丕郑使秦求穆公纳重耳,在归国途中渡河之时为了报答穆公所作^[20]197-198,不仅给出了时间地点,还给出了作诗的具体人物。并对诗中的具体名物给出了解释。此种解释亦是一种对历史的比附。

通过对历代解读的研究以及《秦风》诗歌的写实主义特点,本文认为《蒹葭》此诗乃是一首“借景抒情”之作,作者带着强烈的主观情感去写这首诗,然后通过对客观景物的描写抒发自己强烈的感情。既是如此,诗人笔下之“蒹葭苍苍”便有着一定的客观景物为衬托。通过《蒹葭》诗中所描写的地理地貌信息,可略微窥见此诗所指之地。本文认为此诗所描写的地理地貌特点与秦都雍城十分相似。从该诗意境以及文学水平来看,此诗的作者或为秦国的贵族阶层人物。关于雍城时期秦国贵族阶层的文化水平,史料略有涉及,如《左传》记载,“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15]413。大意是说,秦穆公邀请重耳赴宴,子犯深知秦穆公的文学水平高,自认不足,所以让文化水平较高的赵衰陪重耳赴宴,在宴会上秦穆公与重耳相互赋诗,《河水》与《六月》皆有其寓意,不是随意可赋,都是借赋诗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以示高雅。可见秦穆公的文学水平颇高,另根据《史记·秦本纪》所载,秦穆公对由余言道:“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6]192,可见其对“诗书礼乐”的推崇。由此可以推想当时秦国贵族的文化水平应该是比较高的,能作出《蒹葭》这等诗是很有可能的。

秦都雍城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凤翔县,其城位置大致在今凤翔县城之南,此地南有雍水,北有汧山,地势北高南低,无论是其塬区还是山地,都较为平坦,土壤肥沃,适宜耕作。这里是周人的发祥地周原的一部分,地势高畅。“雍”字的意思,《水经注》引应召曰:“四面积高曰雍”^[21]1533。《水经注》曾载雍城附近的河流:“渭水又东,雍水注之。水出雍县雍山,东南流,历中牢溪,世谓之中牢水,亦曰冰井水,南流径胡城东,俗名也。”^[21]1528考古上,经过80多年来几代考古工作者的艰辛探索,秦都雍城的考古发掘已经有了显著的成果,基本还原了秦都雍城的原貌,从考古资料来看,秦都雍城是一个水上之城,雍城内外均有河流,且河网密布,其自然地理环境与今日所见已经大相径庭,当时的雍城四面环水,众多的河流由北向南流,并围雍城而环绕。雍城城外大河环绕,城内小河交错,众多的河流水系使得雍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水上秦都”! “雍城西北高,东南低,北部雍山一带的水流汇入白起河等多条河流后穿城而过,使当时的雍城成为‘水'中之城。”^[22]东汉时期的刘熙在《释名·州国》中解释“秦”之意时说,“秦,津也,其地沃衍,有津润也”^[23]22,也可以说明秦地有着丰富的水资源,蒹葭即是芦苇类的植物,芦苇依水而生,生命力很顽强,雍城也完全有生长芦苇的条件。考古与文献资料使得“蒹葭”生长的环境有了有力的证据(图1)。

图1 雍城考古复原平面图[24]

当时雍城城内的河流纵横,城内之人多顺河而居、沿河而居、临河而居,河流成为雍城城内的主要交通,人们生活出行皆离不开河流的影响^[26]。河对于雍城之人来说,是必不可少且屡见不鲜的,而且雍城城外也是宫苑环绕,因此诗人无论在城内或是城外,出门便可看见河流。《蒹葭》诗的时间应该作于早晨,白露凝霜应为一天之中最冷的时候,即日出前后,10月底的陕西地区日出之时为7:00左右,这样,诗人一出门便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之景,沿河而走至“蒹葭采采,白露未已”之时,天色大概已经大白。诗人通过早晨眼见的客观景色,从而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深秋雍城之景。

而诗人所见不仅有“蒹葭”“白露”,还有许多关于河流的地理地貌特征,如“在水一方”“宛在水中央”“在水之湄”“宛在水中坻”“在水之涘”“宛在水中沚”,“湄”字据《尔雅·释水》应为一种水草相交的岸边,“云水草相交为湄”^[2]369,此景无论在雍城或者其他地方都很常见。值得注意的是“坻”“涘”“沚”这种水中小洲,根据《尔雅·释水》的解释,“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人所为曰潏。”^[2]210从诗中所表现的河流地貌可以看出,所描写之水应该不是大江大河,而是规模不太大的河流,而以渭河二级支流雍水河为主的雍城水系基本上符合了这个条件,诗人在雍城河流中看到各种小高地,应该是很有可能的。关于水中高地的规模可参考“关关雎鸠,在河之洲”^[7]22,“河”在古代是黄河的专有称呼,描写的应是黄河中下游河段的情景,因其水中高地较大,所以可以称为洲,《诗经》中所谓的“洲”应该比今天在长江中下游所见之“江心洲”规模要小很多。所以在以雍水河为主的雍城河流中,如果存在小高地,那么应该不会太大,甚至没有到“渚”的级别,诗中所表现的河流地貌特征,与雍城之水表现出了极强的契合度。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沚”这个字,此字在《国风》之中出现过三次,除了《蒹葭》里,另外两篇分别出自《召南·采蘩》“于以采蘩?于沼于沚”^[7]65与《邶风·谷风》“泾以渭浊,湜湜其沚”^[7]147(《邶风·谷风》中所言明地点为泾渭交汇处,《召南·采蘩》虽未有地点描述,但是有学者研究《采蘩》一篇所提到的公侯之事为西周初年所独有之物,《仪礼》中亦说“士以采蘩为节”,而二南也说的是周、召二公之事。召公其地在岐山之阳。《史记集解》:“谯周曰:‘周之支族食邑于召,谓之召公。'《索引》:“召者,畿内采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或说者以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召地,分爵二公,故诗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阳,故曰南也。”所以,可以推断,《采蘩》的创作与关中渭河流域地区亦有很大的关系。)“沚”出现的篇目与诗句所指,显然都与渭河流域有关,可以大胆推测,“沚”这种地貌或许是渭河流域的人们对于一种水中小高地的称呼。而雍城其地恰处渭河流域,对于水中高地有这种称呼应为合理。再者,依据《释名》所释,“沚,止也,小可以止息其上。”^[23]14一个小洲可以对水流产生影响,那么河面应该不是很宽,可适用于雍城水系。

因此,应该可以认为《蒹葭》所写之地为秦都雍城,因为雍城河流众多,且人们大都沿河而居,又根据《蒹葭》所描写的地理地貌条件,无论是其所描述的湿滑难行还是水中地貌,都与雍城极为相似。另外从都城发展史上来说,徐卫民先生认为,秦在雍城以前的都城,规模都很小,到了定都雍城后,才有了规模较大的都城,在秦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27]15在此之前的都城规模与形态都与正式的都城有着巨大的差别。先前的秦都范围内的水系相较于雍城来说,无论如何,在用水方面都不具备雍城的便利条件。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蒹葭》的背景应为秦都雍城,从而在年代上也有了一个确切的范围,即为秦德公之后,考虑到《秦风》的产生时代,这个下限应当在秦康公之前^[28]41。

对于诗歌的评点,黄霖先生说的很好,“评点的长处,就在于凭着切身的感受,真实的体味,用自己的心贴近著作者的心去做出批评,而不是编造悬空的理论,或者是搬用别人的所谓理论来硬套。”^[4]这是对于《蒹葭》点评所需要的基本原则,结合秦国都雍期间的历史,为理解探索《蒹葭》诗旨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前文所言,《蒹葭》是一首“借景抒情”之诗,借的是雍城的景,抒的是秦人的志。《蒹葭》看似飘渺婉约,其实却是意气风发、豪情壮志之作。“蒹葭感则不见人,白露湿则路难行。”^[29]137-138秦人在不断艰难的奋进历程中取得了傲人的成就。

秦国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不断的向东扩展,最终在雍城取得了长足发展,“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6]184何其的壮观与豪迈。“雍城在秦的发展中是里程碑式的,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从此以后秦才真正的揭开了其争霸中原、称雄海内的历史画卷。”^[30]85秦在雍城期间,经过十几代秦人的艰苦奋斗,使得秦国从一个边陲小国一跃而成为春秋霸主,可以说,雍城时代使得秦国真正的崛起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并为日后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蒹葭》具有非常浓厚的意境,使得读者极易体会出作者那求之而不得、可遇而不可求的心态,而这首诗更深表现的却是秦人对于宏伟事业的渴望。作者面对此景,触景生情,不可自拔,蒹葭苍苍之态更加使得作者内心烦闷、上下求索而不可得。“伊人”或许就是作者心中的雄心壮志,就是一个强盛秦国的缩影,作者迫切地需要看到秦国的崛起,迫切地希望看到秦人的宏伟志愿得到实现。虽然“道阻且长”、“道阻且跻”、“道阻且右”,但是无论多么困难,依然没有磨灭掉作者心中的追求。秦国地处戎狄之间,东方则有着强大的中原大国,秦人需要崛起,有着太多的困难,自身的安危尚且有着不小的威胁,渴望强盛的愿望在此时需要无比的勇气。而这种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勇气,就是秦人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积极向上、不满现状的精神状态,造就了铁血的秦国。“伊人”无疑是一种愿望,具体很难做出一个定义,但是无论是求贤若渴也好、盼望贤君也罢,都脱离不了一点,就是秦人自古以来的崛起之梦。“伊人”虽此时上下求索而不得,但是历史证明了,秦人最终还是迎来了功成名就,由弱小而走向强盛,由强盛而统一全国。而此蒹葭苍苍之歌便是秦人精神的最好写照,积极向上、不满现状的进取心。即使此时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沚,未来的一天必将使得“伊人”由梦想变为现实。

雍城时期的秦国,奋发向上,不断的由弱而强,尤其是秦穆公时期,其雄才大略、求贤若渴、任人唯贤,在任期间任用大批贤臣良将,“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31]138,一时传为佳话。东击败晋国,其地“东至于河”^[6]189,灭梁、芮等国。西“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6]194泛舟之役更是彰显了秦国的国力,终成春秋五霸。雍城期间的秦国为秦的崛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至于张衡评价道:“秦据雍而强,周即豫而弱。”^[32]8这自然有其地理环境因素,但是人的因素更大,秦之崛起更重要的乃在于蒹葭苍苍之精神内涵。

秦人由身处边缘地带的西垂大夫而成为统一中国的最后赢家,其历史不可谓不精彩,其经历不可谓不艰难,秦国的统一之路就是一部秦人的奋斗史,其奋斗历程可歌可泣。雍城是秦进军关中之后的第四都,秦都雍城期间的历史是十分重要的,不仅是因为秦都于雍时间长,为秦都之首,更为重要的是为秦日后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秦襄公立国后,早期秦人的东进更多是为了兑现周平王所承诺的“岐丰故地”,“及平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33]477而在定都雍城之后,则是决心使后世“子孙饮马于河”^[6]184,秦在此时形成了统一天下的宏愿,及至雍城时期第四代君主——秦穆公便创下了春秋五霸的壮举,为日后秦统一之路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强敌环伺的秦不仅没有在春秋时期的统一兼并战争中消亡,反而铸就了铁血的秦国。本文认为,《蒹葭》即是雍城时期的秦人所作,是秦人精神的凝练,体现出秦人不屈不挠、不畏艰难的进取心。《蒹葭》一诗正是此时期秦人统一天下的宏远目标的真实写照,虽然时隔两千多年,依然能透过这字里行间看见铁血的赳赳老秦之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