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苦难成为一种常态,甚至变为一种迎合观众猎奇的消费品,那么,作家们对于底层的关照就会面临着远离现实主义精神的危机; 另外,当底层群体随着自身的崛起,底层的苦难群体发生了转移,那么,关于“底层的苦难是什么”和“苦难的主体何在”的讨论则出现了更多暧昧不清的元素。
4.1 苦难的消费化
在现实主义观照下面的苦难呈现狂欢化、身体化的倾向。但是,随着身体写作、网络文学等兴起,文学写作面临着商业化的危机。在苦难叙事的过程中,如果一味地满足消费社会中阅读趣味中呈现的消费化和欲望化倾向,就会产生一些过度苦情化、欲望化的作品。
陈应松的《人瑞》将一个只有八十岁左右的孤独老人过度地包装成为一个115岁的“第一寿星”,用苦难来刺激当地的旅游收入。小说的苦难叙事呈现出闹剧般的喜剧感、悲剧感和荒诞感,被包装出来的苦难更是一种生活苦难虚假化的直观反映[15]。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用史诗性的手法,讲述耙耧山三姓村的人们为了活过四十岁,一代又一代的村民活在希望里折腾,希望永远都不会到达,但是有活着的勇气才是最宝贵的。但是,小说在深刻的寓意之外,苦难泛滥成灾:男人“割皮”、女人卖肉,为了抵御饥饿,牺牲小孩的生命、甚至用死人作诱捕乌鸦、吃乌鸦肉等细节的描述确实让人感受到生命存在的荒凉与压抑,但也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似乎有着苦难过度化,泛滥化、消费化的猎奇倾向[16]。
在苦难沦落中,底层妇女产生出一系列妓女形象,小说叙事也呈现典型的逼良为娼的“苦难沦落”叙述模式。[17]这都是现代作品中《月牙儿》里面的月牙儿、《日出》的小东西、翠喜等苦命女性命运的延续。因此,在苦难狂欢化、身体化的过程中,身体、爱欲会变成直接的消费对象。例如荆歌的《计帜英的青春年华》展现普通女工计帜英苦难的命运。窥探着自己的言行、觊觎自己钞票的守寡母亲、白痴的哥哥、杀人犯的男友等都成为计帜英生活的负担。但自从计帜英认识马科之后,她的苦难史渐渐变成了性的狂欢史,关于计帜英的身体书写也渐渐变为了欲望的书写。欲望化的书写大于了对苦难本身的关照,小说似乎变成读者窥探情欲的作品[18]。
4.2 苦难的模糊化
在苦难浪漫化叙事的过程中,不仅会出现苦难主体模糊的倾向,甚至苦难没有意义,苦难的本质难以被确认。
(1)苦难的无根。苦难承受者对其自身苦难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忽略。贾平凹《高兴》中的刘高兴、《秦腔》中的引生,都是在苦难的打压中成为的一个自觉的不自觉的阿Q式的人物:尽管常常被人欺凌、剥削,但是却对生活充满希望、满足,善良、天真,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变态的乐观与豁达。当苦难的承受者不觉得自己承受苦难的时候,那么人就不会觉得自己受过苦难,因此,底层群体的“问题不在于当代生活有没有痛苦,而在于人们根本无法理解生活痛苦”[19]。文学写作会不会在写作者想象的空间中制造自我的精神快慰。因此,关于底层群众的苦难叙事在创作者与底层之间就出现了更多不可靠叙述的可能性。
(2)苦难者群体的模糊。苦难者的身份受到怀疑,边界更加模糊。刘庆邦的《回家》讲述一个底层的大学毕业生外出工作打工被骗,甚至陷入人身受威胁的危险。主人公的求学生涯并没有实现“鲤鱼跳龙门”的理想,反而在后来狼狈回家、尊严受损后,再次外出以卖苦力求生[20]。这篇小说反映底层的对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卖苦力的进城的农村人员,更是一群新的弱势的、有一定知识的或基础的人群,甚至是中产阶级。那么,底层主体的边缘似乎也发生了变化。陈应松《火烧云》里面的龙海义,刘庆邦《黑白男女》里面的蒋志方,他们都作为施救者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成为另外一个新的苦难阶层。中产阶级的崛起,底层群体的崛起等使得苦难主体的边缘日渐模糊。
(3)苦难本身的模糊,苦难的精神化倾向明显。苦难本就是复杂的,物质性苦难和精神性苦难本就是共存的,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变化,物质供给得到一定的保障,精神性的苦难就更为丰满。
刘庆邦《黑白男女》讲述一场瓦斯爆炸使138名矿工丧失生命,产生了138个不完整的家庭。卫君梅、郑宝兰为代表的单亲矿工妻子在面对家庭破败、物质生活和亲情压力中坚强生存。小说不仅以小见大,展现矿工妻子的在苦难中倔强的生存风貌,更难得可贵的是深入关注她们在面临爱情选择、亲情暴力等精神压力下面的坚强、独立的女性气质。婆家的猜疑和攻击、儿女的幼小与无助、自身生活的无依靠成为巨大的网络笼罩在她们的面前,苦难已经转化为了无形的精神性的存在[21]。《高兴》中想要获得城市身份认同感的刘高兴,因自身精神状况的不完满而进行自主性的挣扎; 《受活》中判断能力被眼前利益所驱使的而没有尊严的受活人,他们都是一群可怜而无助的弱势群体。
陈应松《火烧云》讲述了扶贫工作人员龙义海进入偏远山区扶贫,最终却惨死在那里的故事。但小山村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贫困,更多的是人的正义、文明等精神资源的贫困。村里面的“地头蛇”和村长相互勾结,为己不顾集体,自私自利; 善良的、愚昧的,备受其辱,但是又贪财求利的普通村民。各种矛盾在小说中集中,展现了人性的贪婪、罪恶、善良、正义等等主题。最后,野蛮的火烧死了龙海义,烧死了这个无权无钱,关爱贫苦人民但却无能为力文明的使者[22]。所以,当底层民众开始变成不是单纯的底层民众,而是创造底层生活的刽子手,他们甚至在愚昧之中支持违法犯罪的行为; 他们甚至自己也违法犯罪,使得正义的人受到拘束,备受折磨。《九月寓言》中傲慢自是的“鲅”们都在不自知的苦难中封闭自我,愚妄自大,最后备受挫折与苦难。鲁迅曾经看到“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数千年的长期贯彻,造成的不是个别的生活事例和部分的社会现象,而是沉潜在广大社会群众心理素质和思维中的慢性隐毒,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表现着关于人的价值观念的荒谬性。” [23]在这样锐利的审视中,对底层群体的精神苦难的关注算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立人”事业的延续与发展。
在新的时代中,底层群体面对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苦难会更加脆弱、敏感。底层群众精神的苦难,有外界压力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等。作家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底层群体的新的精神苦难,追溯其原因方可更为恰当地关照现实,展现现实主义精神更多的当代价值。
底层文学的讨论之初就存在着其“精神的暧昧” [24],如作家的不可靠叙述、社会分层,大众市民话语权、底层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关系等讨论都是非常热烈严肃的话题[25]。其实,在现实主义精神的美学精神回归中,作家对于底层的关注展现过现实的批判性与严肃性,这都是底层文学所提供的可贵价值。只是,在消费主义和底层崛起等时代变化中,苦难叙事出现消费化、模糊化等倾向。在新的变化中, “苦难给谁看”“苦难的意义”“苦难的主体何在”“苦难是什么”,如何更恰当地反映新底层群体的生存状况,底层文学的苦难叙事如何与现实主义精神结合、与消费主义潮流所区分,等等问题都为底层文学的苦难叙事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美学空间,也为作家的创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