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认为,只有在劳动的异化(对象化)里, 人尚可真正地认识自己。马克思理解与他恰恰相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异化劳动, 意味着整个人自身存在异化。“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52这是基于马克思本人唯物主义立场的转变而理解的,改变黑格尔本体论意义的异化,反对黑格尔以“绝对理念”外化来唯心地理解“异化”。

在1848年的《手稿》中,马克思以感性活动作为直接的理论起点,把握人的类存在和类本质,进而阐释人的“异化”的历史。马克思先说明人的对象化历史,自然是人的第一本性,我们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外化成人化的生态环境^[3]。从而探寻到人的真正历史即实践的历史,进入人的生存的本质活动。异化劳动是过去历史的对象化否定的结果,人必须对自身进行否定之否定,把感性活动的历史再次否定,从而回归到人的类本质。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是采取了与人相分离的形式。马克思在这里的“异化”内涵以及对人的本质以辩证否定观阐释,具有事物之间对象性关系的辩证法理解,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

人的异化的核心是劳动异化,这是《手稿》的出发点。人类从形成社会意义的人的时候,对象化的力量一直困扰着人类自身发展,在这样背景下,马克思在整体上考量人的依赖性到物的依赖性,最终设想去摆脱这些限制,创造一种全面而自由的社会。到了资本逻辑盛行的时期,人的依赖性淡化,物的依赖性越来越浓厚,导致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盛行。人们表面上处于“自由”和“独立”的状态,事实上各种社会关系和人格人性严重地被“物化”了,那是各种异化的综合,其中劳动的异化最典型、最集中。资本逻辑下的生产方式,劳动者生产的商品越多越贫困,越迷失人的自由本性,实际上就是劳动者的劳动及其产品同他们自身生存相异化,就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4]。应该承认,劳动异化是基于现实经验的表述,不是主观臆想得来的,它的概念内涵具有坚实的历史逻辑。

人的劳动从自然的奴役到社会的奴役,从低水平蒙昧状态刚走出来,又进入了资本主义那生产关系的桎梏中。劳动的异化,确实是从自然物对人的作用开始的,又进入了劳动产品的外在化,即以异化的形成对工人奴役。由此,工人的活动和劳动成果与他们劳动者的自身类存在、类本质相异化。这种异化必定是人的异化,离不开人作为主体的逻辑,在人的劳动活动视阈中,与物、与人、与社会以及与环境都会发生异化。根据普遍联系的哲学观点,异化具有连锁反应的可能性,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和环境,可以演绎事物的质的变化。

在《1857—1858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论点:“货币制度下的产品交换的一切矛盾,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关系的发展,是产品作为交换价值或价值本身规定的发展^[5]101。货币演化历史和人的劳动发展史是一致的,劳动过程由对他人的人身依附性逐渐外化成对产品的物的依附性,特别在商品经济发达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完全的意义,可以说是劳动过程的质的飞跃,这种物的依附性在于人与人的社会联系的商品交换价值特征^[6]。

在商品的内核中蕴含着一股异化的力量,能外化为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外化为商品和人的对立,外化为货币和商品的对立。到了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个体的人刚摆脱了人身依附,又陷入物的依赖性,完全地被商品被货币所统摄。个人之间通过商品交换关系,即交换价值价值关系链接在一起,每个人的活动或产品必须转化为价值一般,即交换价值或更为感性的货币,每个人只有以货币所有者身份来掌控他人活动和资源,表现出对他人对社会的权力。价值的生产个体化和价值实现的社会化,凸显出商品或货币对于个人是异己的。在价值交换过程中,商品和货币被外化为似乎有灵性的自发的物质,人们感觉被神性的力量控制了,商品和货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7]89。由此产生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等。

货币的异化可再细分两个维度:一个是内部自身矛盾的演化,从原始的物物交换的价值形式,一直演化到现今的纸币形式,还有潜入信息时代发展的虚拟货币等。纸币和虚拟货币隐含着对货币本性的异化,存在着潜在的风险,若具备危机成熟的条件和环境,便转化为现实的危机。如果结合商品经济的内在危机,那使货币异化更加扑朔迷离。另外一种货币异化是指货币拜物教,是金钱的力量对人的异化。关于货币异化,青年马克思的好友赫斯理解得很突出,在《金钱的本质》中指出,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自我异化达到巅峰,如同基督教中人的对象化为上帝一样,在实践中异化为金钱。早期马克思也充分认识了货币作为一种新的异化产物,成为统摄人的外在的力量,违背人的自由本性和类存在的本质。货币异化或货币拜物教与私有制以及社会分工密切相关,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能够得到一定的解放。

“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8]127技术创设者本意是造福人类,然而在实际运用中,常常出现偏差,走向人的对立面,违背人的本性和价值诉求。特别在不和谐的社会生产条件下,技术异化不仅包含了人的认识有限性,还包含社会关系对人的活动自由的压抑,如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工人生产的压抑,垄断对有自由创造精神的人们的压抑^[9]。由此可见,技术发展与生产关系相互交融、相互制约。

所谓技术异化,是指人们以自然和社会为对象物加以改造的技术服务、技术控制等技术烙印,这种活动过程,可能符合人类的活动目的和价值观,也有可能偏离人类的活动目的和价值需求,甚至不自觉地成为超人类的力量去支配和压抑人们的生活和思维。创造技术、 利用技术的过程本身是一种主体人对客观世界的对象化过程,客体打上人类技术烙印,人自身也逐渐“物化”、“工具化”。技术的双刃剑作用,在人类可能实现了一定的自身目的同时,一种外在的、异己的技术力量不自觉地、潜在地限制了人类自然本性。不仅如此,传统的社会文明状态在技术的创新和运用过程中出现嬗变和“异化”,出现“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因此,重视技术异化,努力和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人类对工业文明反思以及生态文明的兴起的重要意识根源。

技术的属性放置于人与自然关系考量下,有自然和社会两个维度的属性,技术的自然属性是基于自然普遍性理解,作为一个相对先在的客观条件。而与人类社会发生互动关系过程中,与人类既定历史条件和文化氛围交织着,其社会属性逐渐变得纷繁复杂。自然属性规定了技术异化的客观必然性,社会属性规定了技术异化偏离人的“类存在物”,偏离人的价值需求。从人的活动空间有限性来看,技术异化在一定条件和范围是可控的,但是,从长期来看,技术异化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技术异化从根本上说仍是劳动异化,是人对自然规律和自己的劳动生产能力认识不成熟的表现。技术异化的和解首先必须要有正确的哲学思想作指导,防止出现重大颠覆性错误。同时,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中,需要不断制度创新、思想创新加以辅助,使技术发展的自然规律向人的合目的性方向回归,摆脱人的认识的局限性和盲目性。由此可以启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真正做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和自然才可能实现真正和解,技术异化才会得到根本解决。

从黑格尔的哲学理解来看,异化范畴成为人的意识活动的直接形式。他的异化经典公式就是从绝对理念到自然界,再到主观精神。绝对理念的外化、异化、对象化,就是“绝对理念”在人的意识领域的外化、异化。费尔巴哈的异化使黑格尔的异化从天国落到人世间,努力摆脱抽象本体论,集中地批判宗教对人的精神异化。从批判过程来看,费尔巴哈的异化范畴对人的精神领域反传统批判是深刻的,甚至给马克思的思想留下一定历史的痕迹。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异化来源于人的内心深处的意识领域,甚至创造一种“爱”主题的新宗教来代替受传统束缚的人的意识。

精神属于意识领域,是人独有的现象。与动物不同,人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2]57。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有意识地改进生存方式,动物则天然地接受本能的生存方式。精神异化无非是人与自然交换互动过程中的异化或“物化”的意识表现,其中人的劳动异化是根本原因。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的人本主义观,以“现实的人”为基石,构建了以实践为首要特征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形态依附于社会存在。“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0]82由此可以推论,是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精神异化的本质根源于物质生产领域。

卢卡奇对此理解很透彻,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人们已经多次指出过商品结构的本质。其基础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物的特性,从而其获得了一种‘虚幻的客观性',即一种看来十分合理的和包罗一切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掩盖了商品的基本性质(即人与人的关系)的一切痕迹”^[11]85。这就是著名的卢卡奇“物化”理论,他的物化理论是与马克思人的劳动异化理论相一致,是在马克思思想基础之上深刻阐发,与马克思巅峰之作《资本论》中“拜物教”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卢卡奇物化理论进一步指出,以工人为代表的劳动者活动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使他们的思维停留于周边狭隘的工作环境上,使他们的想象力愈来愈退化,失去了对自身和社会的理解力和批判力。

卢卡奇还指出了物化内化于精神领域中的物化意识的危害。这是因为物化意识使社会现实和社会历史过程支离破碎,丧失了历史的总体性,所以应该恢复历史的总体性、实现无产阶级意识的自觉^[10]182。卢卡奇试图以意识革命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革命,并进一步批判意识领域中的粗糙的经验主义和抽象的乌托邦主义。粗糙的经验主义突出了顺从于当前的事实,看似很公允,其实是缺乏革命性的形而上学表现,而抽象的乌托邦主义是指当下的冒险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不切实际地把革命寄希望于某个局部和片段,或以个人道德自省为路径,或以英雄人物为路径^[12]。抽象的乌托邦主义也是受物化意识伤害的不自觉的结果。卢卡奇的物化意识是十分深刻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们对人的意识领域中异化现象的理解。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卢卡奇过于沉溺于意识领域的批判,漠视了马克思已经指出的改造世界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