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为五四革命性话语的成熟培育了思维意识的土壤。辛亥革命进行反清革命的同时,又宣扬民主共和,在“革命”和“民主”的双重动力下,冲破旧制度、旧思想,为新政治、新社会的建构提供了价值标准。五四革命性话语的建构是基于反帝反军阀的社会背景,五四运动被定性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爱国”成了革命性话语的显著标识。陈独秀、李大钊推崇以“革命话语”解读五四运动,从民主、科学的思想文化着手创造新的政治理想; 张太雷、瞿秋白是五四激进革命话语形成的关键人物,张太雷以民族运动的定位弘扬五四运动的爱国意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界定了五四运动爱国的性质,奠定了五四运动革命话语的基调。大陆学者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和纪念建立在毛泽东对革命话语的阐释基础上。革命话语模式的构建以华岗在1940年出版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为前哨,其著作清晰梳理了五四启蒙与革命的关系,为革命的合法性加以注解,由此创建了五四的“革命范式”。在革命范式的语境下,对“五四”的阐释纳入到中国革命史中,存在着革命话语权的问题。共产党和国民党对五四运动革命话语的解读,其实质是争夺历史的解释权,论证各自的政治合法性。共产党掌握了五四运动的话语权,毛泽东思想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阐述和定性成为学术研究的风向和标杆。这一阶段学者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倾向于运动性质、阶级属性、领导权问题、马克思主义传播等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问题。陈伯达、田家英、吴玉章等学者以此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撰文表彰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阐释无产阶级的意义等。对五四历史人物的评价设置在爱国、激进等政治负担下,侧重于政治思想的归纳; 五四运动政治史研究的成果颇为丰富,进而渗透到文化层面。通过撰写人物传记和对人物的追忆,阐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变革价值。比如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的研究,凸显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价值,强调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落实为具体的生活方式,触动了人们的生活结构和思想观念。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五四话语的阐释和研究凸显了五四运动的政治导向功能和文化反思价值,体现了五四革命性话语的研究倾向。这一阶段学界对五四运动的褒扬媲美于法国大革命,革命范式下的五四运动产生的时代价值正如哈耶克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18世纪和大革命,像共同的源泉,生成了两股巨流:第一股引导人们追求自由制度,第二股则引导人们追求绝对的权利。”^[3]

五四运动的政治话语和文化话语交相辉映,彰显了五四运动话语体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郭若平认为五四运动代表着革命时期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符号。“五四”的蕴意和价值萦绕于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领域、文化领域、政治领域。革命性话语的主场逐步让位于“启蒙主义”,弱化了革命话语的激进性,客观地理解保守和激进的关系。

五四运动的革命话语从政治视域向文化视域倾斜,与传统文化的衔接使得五四革命话语变得温和、理性。

微拉·施瓦支认为:“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知识分子为了论证自己的启蒙和革命的主张,对五四有着不同的说法”; “在动荡的年代,当前的‘逻辑'几乎压倒了过去的‘逻辑。'”^[4] 在以“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特征的思想改造运动时代背景下,五四运动高举 “革命”“反帝”的爱国主义大旗,学术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避开“自由”“个人”等与资产阶级相通的词汇,批判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等思潮,探究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潮的关系,杜维明认为儒学精神是建立在五四精神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维持革命话语权的过程同时也是构建和强化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周策纵在《五四运动》中阐述了五四运动建构的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强势的革命话语系统; 学者对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民主、自由主义、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等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强化和宣扬五四运动的革命价值。五四革命性话语的平缓过渡,彰现了学界对五四运动研究的学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生产力低下和生产关系失衡的境况。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路径,阶级斗争仍占据社会的主流。再者,思想领域和意识信仰较为涣散,容易受到各种错误思想的入侵和蛊惑,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在发展和改善生产力的同时,加强意识形态的整合。五四运动恰好是民族团结和爱国情绪最极致的喷发,中国共产党巧妙结合五四运动“爱国”“民主”“科学”的精髓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教化,巩固新生政权的稳定性。在官方话语体系中,革命性的“五四话语”表达了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生态环境。执政党以“五四话语”的建构为手段和方式,争取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以爱国主义和文化自信来阐释和明确“五四精神”,加大爱国、民主精神的宣扬力度,为国家的稳固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撑,为平稳发展生产力保驾护航,体现了生产力的需要和现实的关照。革命本身包含着启蒙,革命在启蒙的促动中进行,因而革命话语作为主流话语其合理性始终贯穿于历史之中,革命为现代化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现代性的观念源自西方,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范式逐步向现代性范式转变。“五四”一词早已内化为一种思想符号,其“内化”实由伴随现代中国时势转移而不断演变的“五四”话语所造成^[6]。

随着意识形态的转换,政治氛围逐步宽松,外来的思潮学说与本土的思想文化互相碰撞交融。学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摆脱了政治负担,以自由、理性、科学的思维模式阐释五四启蒙文化运动的价值。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七十周年、八十周年学术纪念中,学者们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民主精神”“科学精神”“爱国情怀”“思想解放”等,周扬在报告中将“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会”并列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胡锦涛在纪念五四的讲话中提出:“把五四精神与人民群众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结合起来,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始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时代性。”^[7]

五四运动是推进中国现代性的助力环节,彭明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西方现代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五四现代性话语分歧的源头。1984年的“文化热”,重新激荡了“五四”话语的涟漪,以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和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的文章为争论源头。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彰显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与现代性的冲突。新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林毓生激烈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撕裂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与文革相提并论; 余英时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保守和激进为突破口,从政治层面转嫁到文化层面。而多数学者认为“文革”是对抗现代性的极端方式,延缓了现代化进程。

现代性的确立既意味着历史的进步,也意味着现代性自身缺陷的显露^[8]。民主的推进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标志^[9]276-277,是一个现代社会本质性的准则。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的建制都渊源于对民主观念的认同。《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评析了五四运动的时代价值,指出五四运动加速了民主政治的进程。这一时期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源于人缘、地域、师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分化出了很多流派,阐发了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观,但是各流派都不否认民主的现代价值。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学者牟宗3 冯友兰、梁漱溟等赞同五四倡导的民主和科学。90年代以来,国内出现的“新儒学”“新保守主义”“新左派”等反现代性思潮,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色彩,对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五四启蒙话语加以批判、拒斥。主流派是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很多学者在论及五四话语中的流派之分时,常常将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并联在一起,仿佛其他流派与民族主义无涉^[10]481-486。激进主义的五四话语阐释响应了时代的主旋律,与历史进步的节奏较为合拍,也揭示了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11]153。

在现代性语境中,学者对五四运动历史史实的阐释愈加多元化、对历史认识的视角愈加客观理性、观点意识愈加深刻、历史思维愈加独特。学术和现实联系在一起,它反映了我们对现实的清醒与对未来的清晰,反映了中国的学力。从学术意义来看,它成为测量中国知识界对一些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现代思想命题,如传统、现代性、革命、民族主义、民主、个人主义、人权、科学、世界主义等认识深度的重要尺度,是中国人文学者对政治文化前途战略思考不可回避的历史文化内容^[9]243。

五四现代性话语研究特点鲜明。首先,是对五四运动本身的研究。在立场站位上基本摆脱了宗派之争,如张灏用“两歧性”来表述“五四”思想的多元复杂性,认为“五四”是一个矛盾的时代。在研究方式上倾向于切实具体的学理探讨,如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按自由主义、保守的民族主义、共产党人三个系统对五四运动进行阐释和评价。在论题选择上以问题意识为指导,以五四运动为出发点,对五四运动进行扩展研究,如王元化的《九十年代反思录》,倡导对“五四”进行反思。在内容研究上,以更客观的眼界和开阔的格局推动人物思想史的研究,如干春松对严复的研究、欧阳哲生对胡适的研究、张静如对李大钊的研究等; 以开阔的视野分析五四人物和五四事件,如舒衡哲的《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讨论了四五十年代知识分子对五四的回忆和评价; 余英时的《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阐述了胡适对五四运动的解释; 以宏大的格局对比五四人物思想的差异,如欧阳哲生的《五四运动的历史阐释》第七章《胡适和陈独秀思想的歧异》; 以宽广的视角结合世界背景分析五四人物的思想基础,如欧阳哲生的《五四运动的历史阐释》第五章《评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 对五四时期的报刊进行更加细致的考究,如欧阳哲生的《五四运动的历史阐释》第一章《<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 对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思潮分析,比较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的关系,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起源和历史局限等,如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陈平原的《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等。其次,对五四运动在思想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中的价值研究。在思想发展史层面,把五四运动置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视野框架中,强调五四运动承前启后的过渡意义; 以晚清时期的思潮或人物(如康有为)为逻辑起点,探讨五四运动的思想起源; 更注重梳理五四运动在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发展脉络,如张灏的《思想与时代》,陈平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在文化发展史层面,对在建构民主政治制度、建立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更多学者探索五四运动对转型时期道路发展的现实经验,学术界普遍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为实现民主进行的一次新的努力和挑战。对传统价值的重估以及对世界视野的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运动现代化的研究范式符合时代的预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目标和追求的转变。建国初期以稳固政权为目标,进行国内阶级斗争的清扫,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生态环境宽松的主流中,中国共产党的重心转向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强经济建设。在经济全球化和商品国际化的刺激和冲击中,实现工业机械化、思想民主化、社会科学化等一系列现代化目标成为执政党的主题。在平和的国内氛围下,五四运动的现代性话语相较于革命话语比较温和,削弱了强势的话锋。五四运动的研究突破了政治压力的束缚,有学者试图用现代化范式否定革命范式,如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弱化了启蒙的引领价值,启蒙是革命的前奏,因而也就颠覆了革命的奠基作用。随着五四运动见证者和亲经者数量的减少,五四运动的研究虽然缺乏了更多真实、可信的材料,但在某些程度上降低了五四话语研究的主观因素,五四运动置于一个更客观的时代场景中,深化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理化。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沉淀,五四研究更加全面、理性。革命与现代化的依存关系更加深入、明朗,革命为现代化提供条件和准备,现代化正是革命的逻辑结果,因而革命与现代化相统一的研究趋向成为学界的主流范式。

后现代性以“反叛性”与“解构性”为出发点,将五四运动到80年代启蒙运动的历史都视作西方文化的“殖民”,后现代性情境中的五四精神和五四形象背离了原初的内涵。

被“反叛性”误读的五四。在后现代性语境中,拒斥“五四启蒙运动”中的标志性话语,即理性、真理、科学等; 把“科学”当作工具的膨胀加以批判,认为工具理性演化出的科学精神削弱了人的主体性,扭曲了五四话语科学理性的内涵。后现代性强调人自主意识的觉醒和人的解放,有观点认为五四启蒙运动是“个人主义”的解放运动,提倡极端个人自由。后现代性关注人的自由与社会基础变革的关系、反思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以后现代性思潮中的“个人主义”来解析五四运动,消解了五四形象中的共同价值和团体凝聚力,扭曲了五四运动的“集体精神”,宣扬淡化社会责任感。左玉河审视了五四时期有关个性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对人与人的关系进行反思。

被“解构性”曲解的五四。后现代性对历史观影响尤为深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后现代语境中人们的‘精神分裂'成为失去历史感的一种强烈而集中的表现”,这种“精神分裂”催生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后现代性语境下的五四运动被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所笼罩。假借“重新评价”和“反思历史”之名,对五四运动以及中国近现代史进行随意剪裁和解释,淡化和削弱民主科学、反封建蒙昧主义的启蒙精神,否定爱国、革命的传统。五四启蒙运动的内核“真理”“理性”等被肆意解构,五四运动被碎片化,被曲解为彻底地反传统,五四运动被描述为“一场煽动集体主义,走向集权主义的运动”^[15]377,五四运动的历史史实、历史价值、历史规律遭到质疑和贬斥,抹杀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宣扬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消解和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五四信仰和价值被摧毁,五四运动的话语在后现代性中以反传统的形式存在。

后现代化性的出现反映了相对贫乏的精神生活造成的人的心理异化现象,凸显了现代化建设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

秉承五四启蒙传统的学者认为:“传统”能够对现代文化的各种潮流产生一种批判与制衡作用,也可以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为心灵提供某种归属感,提供具有历史深度与精神个性的文化资源,而后现代性与文化的商业性嫁接,消解了人文精神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后现代性中彻底的怀疑精神致使个人意识与传统观念分裂。学者王岳川认为:“中国文化出现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文化脱离政治教化、启蒙主义、批判现实的传统,完全变成一种娱乐手段,降格为一种游戏规则,有时甚至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赚钱方式。”^[16]369他们尝试在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中突破五四启蒙运动一元模式的研究框架,注重后现代性与启蒙话语的对比研究,以不同的学术理路、知识结构等研究五四精神的当代价值。学者王治河把欧洲高扬理性的思想运动和中国呼唤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称为“第一次启蒙”,他认为:“第一次启蒙对科学的过分崇拜是与对理性的过分迷恋不可分的。正是第一次启蒙的上述局限导致了今日现代化之种种弊端。因此要超越现代化,实现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变,就有必要在反思第一次启蒙的基础上开展‘第二次启蒙。'” ^[17]学者阿尔蒂泽认为:“所谓第二次启蒙,也就是后现代启蒙,并非对第一次启蒙(也就是现代启蒙)的全然拒斥,而是将许多或者大多数第一次启蒙的最伟大的成就‘整合起来'。”

也有学者追随“后现代性”研究的时尚,企图占据学术阐释的优先权,批判五四激进反传统的启蒙话语和五四知识分子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学理框架与价值取向检视与批判从五四到20世纪80年代以现代性或现代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启蒙工程^[16]162。有学者以客观理性的学术思维辨证分析“后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创造了多元文化的新格局,为后现代性话语中五四运动的研究提供了崭新视角。学界通过多维视角剖析了在后现代性语境中,价值观标准的多元化对青年的双重影响。王岳川提出:“‘中国后现代',既有西方的否定性精神素质,又具有当代中国文化变革的创新意识; 既有否定性价值的消解性后现代主义,又有重建价值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66]6强调了中国接纳后现代性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促使人们对现代性中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省察。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摒弃五四运动激进的个人主义,强调自由的社会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