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安徽大学2014年留学人员科技活动择优资助项目(J05015137)
作者简介:刘永超(1996-),男,安徽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商务管理; 徐 毅(1974-),男,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E-mail: I18301206@stu.ahu.edu.cn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Economics School,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China)
“One Belt and One Road”; trade facilitation; specialize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port trade
DOI: 10.15986/j.1008-7192.2020.04.009
传统贸易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的日益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各国口岸建设以及海关效率等体制、机制性障碍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开始将贸易便利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纳入研究重点。对中国与4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算,基于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探究了贸易便利化及其一级指标对中国专业设备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程度。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专业设备制造业出口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一级指标中的“政府监管”对该类产品出口的影响程度最大,“海关管理”对该类产品出口的影响程度最小。
With the decrease of traditional trade tariff barriers and non-tariff barriers day by day, other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such as the port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the customs efficiency would affect international trade instead. The impact of trade facilita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has become one of the focuses of research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of China and 44 “One Belt and One Road”countries by using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Moreover it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trade facilitation and its primary index on the export of China's specialize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extended trade gravitating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rade facilitation plays an obvious role in promoting the export of China's specialize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in the primary index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export of such products, while the “customs administration”has the least impact on the export of products.
近年来,随着制造业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专业设备制造业出口额逐年增加。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显示,2007-2018年,该类产品出口额由223.7亿美元增长到675.3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达11.9%,表现出较好的增长态势。当下,由于世界平均关税水平已显著降低,非关税壁垒被大幅削减,但各国在口岸建设、政策法规以及海关效率等方面存在差异,体制性、机制性和技术性的障碍仍存在于目前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因此推进贸易便利化、减少贸易阻碍和摩擦成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经济组织亟待解决的问题。自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政策沟通、打造设施联通、完善资金融通与构建民心相通,着力解决贸易便利化问题进而推动贸易畅通。那么,截至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到何种水平?贸易便利化是否影响中国专业设备制造业的出口,且影响程度有多大?今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途径应集中于哪些方面?基于上述问题,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并探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专业设备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世界各国和国际经济组织尽管已经将目光集中于贸易便利化问题的解决,但仍未对“贸易便利化”作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统一定义[1]。综合各经济组织的表述,贸易程序的不断简化以及货物流通效率的不断加快是贸易便利化的思想内核[2]。由此,以港口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和电子商务为基础建立起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3]。此外,由于商务人员流动也影响着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其便利性作为衡量贸易便利化的重要补充也被引入进来[4]。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国内学者在一级指标的选取上差别不大,而在2 三指标的选取上不断扩增以求更全面、更科学地衡量贸易便利化[5]。如何对贸易便利化指标进行拟合与测算,最主流的方法是主成分分析法[6],该方法克服了主观赋权的缺点,所确定的各指标权数更加客观合理,而层次分析法[4]以及简单平均法[2],则根据主观评价出指标的重要性程度来确定各指标权重。
贸易便利化测算结果多被引入贸易引力模型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来探究其对双边贸易的影响。Wilson等[3]和Engman[7]运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便利化的改善,有助于贸易额的提高。国内学者曾铮和周茜[4]应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得出了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影响我国与双边贸易额的结论。谢娟娟和岳静[1]则以中国与东盟各国为研究对象,根据引力模型回归结果认为促进贸易便利化会极大促进双边贸易流量。相较于引力模型,CGE模型未广泛使用。Francois[8]根据CGE模型结果认为发展中国家将因交易成本下降获得大部分收益,而Zaki[9]基于CGE模型探究了埃及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将提升进出口贸易额及福利。由此可见,模型差异并不影响贸易便利化会促进经济贸易发展的结论。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贸易的影响研究中,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不仅提升了双边贸易潜力[10],还产生了巨大的贸易流量[5],其促进作用远大于区域经济组织[11]。此外,贸易便利化一级指标水平的提升对双边贸易产生不同影响效果,“口岸效率”和“海关环境”对双边贸易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规制环境”和“金融电子商务”的促进作用不明显[12]。近年来,贸易便利化研究开始由总体贸易向细分产品贸易以及企业层面推进,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农产品[13]、水产品[6],以及纸质产品[14]贸易有促进作用,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也产生了积极效应[15]。
综上所述,贸易便利化指标的选取与测算是以Wilson等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并进行了不断地完善与补充。在探究贸易便利化对双边贸易的实证分析中,主要使用引力模型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方法。此外,众多学者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了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双边总体贸易以及细分产品贸易的影响程度。但在贸易便利化与“一带一路”的研究文献中,国内外学者只考察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而忽视了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为弥补现有文献研究内容的缺陷,本文对中国与4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算,且以乘积形式引入中国的贸易便利化得分进而综合衡量中国与4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探究贸易便利化及其一级指标对中国专业设备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程度。
借鉴Wilson等[3]的研究方法,选定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为政府监管(G)、基础设施(I)、海关管理(C)和金融与电子商务(F),并在此基础上细分15个二级指标对一级指标进行衡量(表1)。由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版《全球竞争力报告》较之前版本的部分指标发生变化,我们选择2018版指标将进行补充替代。
(1)范围界定。目前学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形成统一的界定,根据一带一路网并参考吴天博等[16]对沿线国家的选取,对2007-2018年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贸易便利化研究。
(2)数据处理。由于构建贸易便利化的二级指标存在数值来源不同和数值大小的问题,采用线性变换公式对原有的数据进行指数化处理:
Yi=(Xi)/(Xmax)(1)
式中,Yi为采用线性变换法后的数值,取值范围为0~1; Xi为第i个二级指标的原始数值,Xmax则为该二级指标所能取到的最大数值。
(1)贸易便利化评价模型构建。用SPSS.24软件及主成分分析法对15个贸易便利化二级指标进行KMO(取样适切性量数为0.906)和巴特利特检验,并根据特征值与碎石图选取累计贡献率达到80.174%的4个主成分。具体如下:
comp1=0.079G1+0.097G2+0.064G3+0.091G4+0.102I1+0.085I2+0.100I3+0.100I4+0.085C1+
0.094C2+0.090C3+0.067F1+0.060F2+0.098F3+0.091F4(2)
comp2=0.348G1+0.005G2+0.454G3+0.156G4-0.097I1-0.102I2-0.074I3-0.115I4-0.025C1-
0.169C2+0.052C3+0.318F1+0.041F2-0.252F3-0.215F4(3)
comp3=-0.253G1+0.026G2-0.114G3-0.066G4-0.156I1-0.299I2-0.19I3-0.032I4+0.227C1-
0.018C2-0.102C3+0.358F1+0.694F2+0.045F3+0.170F4(4)
comp4=0.194G1-0.169G2-0.319G3-0.538G4+0.184I1+0.431I2+0.224I3+0.060I4-0.168C1+
0.295C2-0.085C3+0.445F1+0.202F2-0.238F3-0.411F4 (5)
为得到贸易便利化评价模型,需要计算二级指标权重。二级指标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4个主成分各二级指标对应的系数×各自的贡献率)/(累计贡献率(80.174%))
为保证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得分在0~1,二级指标权重还需要经过归一化处理。最终,得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评价模型为:
TFI=0.083 7G1+0.056 3G2+0.068 3G3+0.041 7G4+0.065 2I1+0.054 0I2+0.066 4I3+0.064 5I4+
0.090 2C1+0.083 5C2+0.0763C3+0.115 1F1+0.094 5F2+0.020 2F3+0.020 2F4(6)
(2)贸易便利化得分与评价。根据上面求得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评价模型,将2007-2018年各二级指标线性变换后的数值依次代入该模型,得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得分与排名。由于篇幅限制,仅展示4个年份(4个年份均间隔3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表2)。
依据得分情况,可以将贸易便利化划分为“非常便利”(>0.8分)、“较高便利”(0.7~0.8分)、“一般便利”(0.6~0.7分)、“不便利”(0.6分以下)四个水平[4]。以2017年的贸易便利化得分为基础,可以观察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贸易便利化达到“非常便利”水平的国家只有新加坡与阿联酋两个国家; 达到“较高便利”水平的国家有马来西亚等4国; 中国与15个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仅达到“一般便利”水平,而俄罗斯等24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为“不便利”。此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得分的平均值也处于0.6分以下。由此可见,截至目前中国与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较低,贸易便利化有很大提升空间。
而从整体层面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正U型”结构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均有所呈现:在时间维度上,贸易便利化得分平均值从2007-2018年呈现先降后升的“正U型”结构; 在空间维度上,从东向西直至西欧地区,东亚和西欧地区的贸易便利化得分普遍高于其他地区,呈现两头高(东亚和西欧)中间低(中亚和西亚北非)的“正U型”结构。
在物理学中,牛顿于17世纪建立的引力模型被用来解释物体运动规律,而在经济学中,引力模型是用于描述贸易流动规律的方程[17]。依据经验可以观察到各自经济总量对两国贸易有正向促进作用,而距离对两国贸易有反向抑制作用,由此类比,可以将两国贸易写成牛顿引力定律的形式,即双边贸易流量与各自GDP乘积呈正比关系,与距离D的平方呈反比关系:
Xij=K(YiYj)/(D2)(7)
式中,Xij是i国与j国之间的贸易总额,Yi和Yj分别是两国的GDP,D是两国的距离。式(7)两边经过变形可得到传统的贸易引力模型:
lnXij=lnk+a1ln(GDPi×GDPj)+a2lnDij+ε (8)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国内外学者将人口[18]、汇率[19]、FDI[12]以及外贸开放度[16]等因素加入到贸易引力模型中,以利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探究了双边贸易的影响因素。结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本文在传统的贸易引力模型基础上加入人口P以及贸易便利化TFI等相关变量,得到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
lnTradetij=a0+a1lnGDPtij+a2lnDij+
a3lnPtij+a4lnFDIti+a5lnTFItij+a6Landlockedj+a7Borderij+a8APECtj+ε (9)
式中,i代表中国; j代表贸易伙伴国; t代表年份,t=2007,2008,……,2018。
为综合衡量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专业设备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本文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得分以乘积形式引入到模型中。相关变量的说明与数据来源详见表3。
为克服异方差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对上述除虚拟变量外的解释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同时,为检验数据平稳性,运用Stata.15软件以及所适用的渐近理论[20]422-431对面板数据进行HT检验以及IPS检验。经过检验,除距离变量以及虚拟变量外,被解释变量以及解释变量所代表数据的原序列不平稳,而其一阶差分值在5%的置信水平上均平稳,满足同阶单整的条件,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知,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成立长期均衡关系。
(1)整体水平回归检验。利用Stata.15软件对4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随机效应、固定效应和混合效应分析。整体回归结果见表4。在固定效应和混合效应间进行选择需要利用F检验,依据F检验结果为Prob >F=0.654 0,表示接受混合效应模型; 在随机效应和混合效应间进行选择需要利用LM检验,依据LM检验结果为Prob>chibar2=1.000 0,表示接受混合效应模型。因此,本文用混合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由于在混合效应①中解释变量lnTFItij的系数不显著,故剔除此解释变量,得到最终的混合效应②模型。
根据混合效应②模型可以得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专业设备制造业出口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且该影响程度明显大于双边经济规模等其他指标,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升1%,该类产品出口额提高1.17%; 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共同边界以及亚太经合组织会促进中国专业设备制造业出口,距离、贸易伙伴国是否是内陆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该类产品出口。
(2)一级指标回归检验。为探究贸易便利化4个一级指标对中国专业设备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程度,用4个一级指标代替贸易便利化TFI,分别建立如下引力模型:
lnTradetij=a0+a1 lnGDPtij+a2 lnDij+a3 lnPtij+a4 Landlockedj+a5 Borderij+a6 APECtj+a7 lnGtij+ε (5)
lnTradetij=a0+a1 lnGDPtij+a2 lnDij+a3 lnPtij+a4 Landlockedj+a5 Borderij+a6 APECtj+a7 lnItij+ε (6)
lnTradetij=a0+a1 lnGDPtij+a2 lnDij+a3 lnPtij+a4 Landlockedj+a5 Borderij+a6 APECtj+a7 lnCtij+ε (7)
lnTradetij=a0+a1 lnGDPtij+a2 lnDij+a3 lnPtij+a4 Landlockedj+a5 Borderij+a6 APECtj+a7 lnFtij+ε (8)
对上述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一级指标回归结果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府管制、基础设施以及金融与电子商务3个一级指标在1%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均为正值,表明该3个指标对中国专业设备制造业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管制、基础设施以及金融与电子商务每增加1%,中国专业设备制造业出口额将分别增加1.096 5%、0.706 6%和0.554 8%。而海关管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海关管理对中国专业设备制造业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基于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途径应主要集中于政府管制的对内改革与对外沟通、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完善金融体系与加强电子商务的规范化建设。
研究构建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选取了4个一级指标及15个二级指标,对中国和4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2007-2018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算; 基于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贸易便利化整体水平和一级指标对中国专业设备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程度。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截至目前中国与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较低,贸易便利化有很大提升空间。不仅如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正U型”结构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均有所呈现:在时间维度上,贸易便利化得分平均值从2007-2018年呈现先降后升的“正U型”结构; 在空间维度上,从东向西直至西欧地区,东亚和西欧地区的贸易便利化得分普遍高于其他地区,呈现两头高(东亚和西欧)中间低(中亚和西亚北非)的“正U型”结构。
第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专业设备制造业出口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且该影响程度明显大于双边经济规模等其他指标,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升1%,该类产品出口额提高1.17%; 一级指标中的政府监管对该类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大,基础设施和金融与电子商务也对该类产品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海关管理并未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第三,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共同边界以及亚太经合组织能促进中国专业设备制造业出口,距离及贸易伙伴国是否是内陆国一定程度上抑制该类产品出口。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但与新加坡、阿联酋等国家还有明显差距。中国政府可以通过积极优化政府服务水平,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 加快物联网建设,提高物流效率等手段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其次,由于中亚和西亚北非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地区,中国政府应加强与该地区的对话沟通,加大对该地区的资金扶持与技术援助,呼吁国际经济组织帮助该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该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最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升贸易便利化的途径应聚焦于政府监管、基础设施以及金融与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加快“一带一路”合作谈判进程,积极落实双边政策,推动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完善金融体系以及拓宽融资方式,保证货物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