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金融化研究”(18XKS002)
作者简介:王 静(1993-),女,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哲学。E-mail:1840396389@qq.com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DOI: 10.15986/j.1008-7192.2020.06.001
在当代思想与实践语境中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研究逐渐从单一的经济学转向系统的哲学批判。首先,西方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基础使虚拟资本的研究走向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因此需要“回到马克思”,这是关于哲学转向的前提性审查。其次,《资本论》的哲学革命阐释为哲学转向提供了文本支撑、逻辑主线以及发展空间,使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转向具有理论可能性。最后,虚拟资本主导形态下个体生存状态的嬗变充分彰显出虚拟资本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时代发展与个体存在方式的哲学问题,这为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转向提供了现实性支撑。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thought and practice, the study of Marx's fictitious capital theory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a single economics to a systematic philosophical critique. First of all,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Western fictitious capital theory has led the research to the way of positivism and idealism, so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it back to Marxism,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review of the philosophical turn. Secondly, the revolutionary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Das Kapital provides textual support, logical thread and development space for the philosophical turn, just to make the philosophical turn of fictitious capital theory possible in theory. Finally, the evolution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under the dominance of fictitious capital fully demonstrates that it is not only a pure economic problem, but also a philosophical issu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way that individuals exist. This provides a realistic support for the philosophical turn of fictitious capital theory.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步入了虚拟经济时代,并呈现一些新的本质特征。虚拟资本作为资本的主导形态引发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变革,日益成为支配时代变革与个体生存方式的“普照光”。但现有的研究主要围绕着虚拟资本的含义、特征、运行规律与效应等基本内容展开,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深厚的哲学意蕴。因此,在当代思想与实践语境中探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转向是研究其哲学向度的首要前提。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界一直难以打破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理论“囚笼”。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决定了西方学界对虚拟资本的研究走向实证主义,而个人主义的逻辑起点使虚拟资本的研究走向唯心主义。
“自从经济理论被系统化以来,它一直以某种理性概念为基础。”[1]73理性主义起源于古希腊时期,主要表现为哲学家对自然秩序的信仰,后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理性成为了理解世界本质和规律的重要方式。接着这一哲学理念被纳入到经济理论中,理性经济人假设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基石,理性更是成为了衡量经济理论科学与否的重要指标。特别是李嘉图借助抽象演绎法把经济学发展成为了一门纯粹理性的实证科学。
Skarstein主张用辩证法来分析金融资本(虚拟资本),但是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局限于理性主义的传统,将其视为实证研究的补充方法,最终得出金融资本发展和创新的具体原因。在他看来,金融资本的产生应该归因于劳资矛盾的三个表现:日益占主导地位的股东,逐渐泛滥的金融手段以及不断攀升的外国债务。据此他提出“增加信用衍生品、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以及金融部门内的杠杆率”[2]来发展金融资本。Michael和Khor同样将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劳资矛盾具象化,通过对比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工人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得出了金融资本的产生原因。他们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的扩张速度远远超过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因此必须借助于信贷发展来缩短两者之间的“鸿沟”,这就是金融资本的产生原因[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方学界试图从马克思的理论视角来研究虚拟资本,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受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将辩证法视为劳资矛盾的动态对立,将《资本论》视为纯粹的经济学著作,由此只能得出虚拟资本产生和发展的具体原因。这本质上归结于虚拟资本以对象性的形式直接出现在他们面前,从而物或者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导致他们“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4]182,最终使虚拟资本的研究陷入实证主义,而缺乏哲学上的本质批判。
个人主义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主要是“从个人的行为目的和动机出发,进而推演出对社会各种经济现象的解释”[5]71。而虚拟资本的产生和发展与个体的心理特征和投机行为息息相关,这就导致西方学界对虚拟资本的研究常常受到个人主义的影响。
凯恩斯侧重于从个体心理的维度来研究虚拟资本,认为“长期预期状态”是影响虚拟资本发展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即使是投机者“一时血气之冲动”的行为,也会导致虚拟资本市场的极大波动。因此,虚拟资本价格的不稳定“只是一群无知无识者群众心理之产物”[6]132。与凯恩斯不同,弗朗索瓦·沙奈认为影响虚拟资本发展的是群体性因素,即处于群体中的个体。他认为一旦作为参与者的个体获得虚拟资本的负面信息,就会产生群体效应,纷纷抛售证券而寻求“自保”,即“采取群体性的角逐安全的策略,导致虚拟资本的大量紧缩而最终使虚拟资本走向毁灭”[7]66。
不管是强调个体还是群体性的个体,本质上都是从个体的逐利心理分析虚拟资本的产生、发展和波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8]21换言之,研究经济问题或现象不能局限于某个层面的具体规律,而应该进一步挖掘其本质规律。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头脑中……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9]741本质上是生产方式决定的资本扩张刺激和推动着个体参与到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大潮”中,个体从事经济活动的逐利心理是资本的“逐利性”和“脱域性”在心理机制上的表现。如果脱离客观的生产方式去理解虚拟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单纯地将其归结为人心的产物,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的误区。
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和个人主义的逻辑起点往往结合在一起,使西方学者对虚拟资本的认知停留在表象层次。他们通过分析或重组金融数据,以及建构经济模型来验证虚拟资本理论的某个方面,这不仅破坏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整体性和深刻性,也进一步掩盖了虚拟资本统摄现实世界的当代意义。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基于《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即“抽象力”去研究虚拟资本,展现出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深厚的理论价值和映射现实的当代意义。
在经济学语境中解读《资本论》只会使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意蕴付之阙如。在当代语境中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革命阐释为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转向带来了理论契机。具体来看,《资本论》的“文本解读、思想阐释和现实关怀”[10]1为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转向提供了文本支撑、逻辑主线和发展空间。
任何思想创新要打破“人云亦云”的局限就必须有一定的文本依据。因此,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转向需要建立在对《资本论》的文本解读之上。
从“总体性”的方法解读《资本论》,虚拟资本作为“总体中的具体”,本身就蕴含着哲学向度。正如科西克所言,《资本论》是一个“有结构的辩证的整体”[11]23,这就需要从“总体性”的视角对《资本论》进行解读。具体来看,《资本论》第一卷撇开了生产过程以外的一切次要影响,主要研究“资本一般”。第二卷对“资本一般”进行补充,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12]29。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资本一般”是《资本论》的“总体”(横向上包括所有资本的具体形式,纵向上包括了资本运动的各种状态),而虚拟资本是“资本一般”的一种具体形式,即“总体中的具体”。需要注意的是,理论具体和现实具体有着本质区别。理论具体与理论抽象相对应,理论抽象决定了理论具体的内容和本质,理论具体是理论抽象的表现形式。而现实具体是指与理论相对立的、客观的、具体的现实存在。因此,作为理论具体的虚拟资本背后有“总体”,即“资本一般”哲学的支撑。经济学语境往往停留于理论具体或是现实具体,而没有从哲学视角,或“总体”的视角研究虚拟资本,分析虚拟资本背后的哲学意蕴。
从“虚拟资本”的视角解读《资本论》,虚拟资本存在着物的向度、社会关系向度以及主体向度。研究视角会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只有从恰当的视角出发,才是有效的“打开方式”。明确了虚拟资本背后存在着“总体”后,就需要从虚拟资本的视角去解读文本,分析其具体的哲学表现。首先,马克思将虚拟资本界定为一种物。在他看来,虚拟资本形式上“资本取得了它的纯粹的物神形式,即G——G',一个主体,一个可出售的物”[12]442。换言之,虚拟资本脱离了物的功能性而表现为一种纯粹的符号性,并最终表现为虚拟资本拜物教。所以,从物的向度来看,虚拟资本涉及了马克思关于物的哲学分析以及拜物教分析。其次,马克思在物的符号化基础上强调虚拟资本凝结着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12]441。这就需要进一步探讨虚拟资本的社会关系向度,分析虚拟资本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历史变革。最后,虚拟资本还进一步渗透到主体的精神生活中,使对象性的人因失去其生产性而导致异化,这就需要分析主体从劳动走向投机的主体逻辑以及虚拟资本对个体的精神生活的影响。
总之,以虚拟资本为视角对《资本论》进行“总体性”文本阐释表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物的向度、社会关系向度、主体向度三个方面都存在着哲学空间。这也说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研究有扎实的文本基础,而不是“无根”的产物。
《资本论》的文本研究不是为了回到19世纪对文本进行考证,而是为了出思想,从而指导现实世界。对《资本论》的思想阐释必然要涉及资本逻辑的阐释,而资本逻辑的阐释需要直接回应当今世界虚拟资本统摄实体资本的现实。所以资本逻辑与虚拟资本逻辑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资本论》思想阐释必须回应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研究虚拟资本理论哲学向度的前提问题。
资本逻辑是虚拟资本逻辑的基础。资本逻辑不是局限于产业资本的逻辑,而是指“资本一般”的逻辑,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基于“劳动二重性”的物化形态资本逻辑,对应《资本论》的第一卷; 二是基于“价值-价格”内在矛盾的货币形态资本逻辑,对应《资本论》的第二卷。前者是资本逻辑“本质论”,后者是资本逻辑“现象学”,前者决定后者。随着货币证券化,资本逻辑产生了第三个形态,即虚拟资本逻辑,对应《资本论》第三卷。虚拟资本逻辑是对资本逻辑“现象学”的进一步现象化,从而使“价值-价格”之间的矛盾空间进一步加大,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13]。换言之,资本逻辑是虚拟资本逻辑的基础。如果将资本逻辑局限于产业资本,将会割裂《资本论》三卷之间的辩证关系,也会使虚拟资本理论成为“空中楼阁”。
资本逻辑作为虚拟资本逻辑的基础,是贯穿于整个虚拟资本理论的逻辑主线。资本的无限扩张导致了资本积累过剩,这部分过剩资本难以与活劳动结合而实现增殖,唯有脱离生产通过杠杆化定价实现资本的“自我膨胀”。这就意味着资本的增殖逻辑在本质上决定了虚拟资本的产生,特征以及发展方向。首先,资本逻辑进一步加剧了物的符号化,形成虚拟资本物的哲学向度。表现为虚拟资本使物脱离了具体的功能性特征而走向符号化,从而演变为虚拟资本拜物教。其次,资本逻辑以虚拟资本的形式进一步变革着社会关系,使经济关系信用化、政治权力金融化以及道德关系颠倒化。最后,资本逻辑进一步异化着“现实的人”,使其逐渐脱离生产性而走向需求性,这是虚拟资本产生、发展和膨胀的主体性因素。这也意味着“现实的人”的异化是虚拟资本逻辑的主体向度。
总之,资本逻辑作为《资本论》的统摄逻辑进一步将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纳入到增值体系中,从而形成虚拟资本逻辑。这使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空间有了一条明确的逻辑主线,否则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向度研究将成为“无干”的产物。
《资本论》的现实关怀是《资本论》哲学革命阐释的最后环节。《资本论》能否回应当今时代“金融资本的狂欢”,直接关系到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转向是否具有发展空间。
《资本论》是真正的“21世纪的《资本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以虚拟资本为本质特征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有学者提出19世纪的《资本论》已经过时了,“几乎不能适用于对其他资本主义形式的认识”[14]144。很显然,持这一观点的人没有意识到《资本论》的哲学属性。其一,《资本论》的哲学革命阐释表明《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或社会学著作,更是一部能关怀现实的哲学著作。如果将《资本论》理解为“一种实验科学,即一种特殊的社会观”[15],那么《资本论》就局限于19世纪的现象层面,而无法对资本主义进行本质把握。其二,面对今天“金融资本的狂欢”,《资本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所预见。正如詹姆逊所言:“对于资本的每一次变化或调整,他(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都会以不同方式、不同重点予以回应。”[16]1受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没有将虚拟资本作为资本的主导形态进行研究。但是,他敏锐地洞察到了虚拟资本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这为今天系统研究虚拟资本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资本论》的现实关怀使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向度研究具有了发展空间。《资本论》的现实关怀就是基于《资本论》的批判视野去分析当代现实问题。金融资本主义社会相较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复杂、多变,从宏观经济结构到微观生存状态无不受到虚拟资本的统摄和影响。事实上,在金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掠夺性行为都没有消失,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他们甚至已经被丰富到了一个在马克思本身所处的时代不能想象的程度”[17]331。但是股票、债券以及金融衍生品等经济范畴以对象性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掩盖了金融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本质。因此,只有通过《资本论》的辩证方法,才能摧毁金融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经济范畴的虚假永存性,在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中,找到虚拟资本这一本质特征。并且,虚拟资本的哲学特质会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凸显,从而不断扩展着虚拟资本的哲学研究空间。
正如马克思所言:“这是精髓,……至于余下的问题,……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讨论了。”[18]170《资本论》虽然是19世纪的产物,但是它的哲学革命阐释使其能够跟随时代发展,对现实世界进行理论回应。对金融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理论回应的过程也就是虚拟资本逻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理论之树”不仅需要“树根”和“树干”,还需要“叶”使其不断繁茂。因此,《资本论》的现实关照为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转向提供了发展空间。
哲学是“时代的精华”,任何真正的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形式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9]121。《资本论》的哲学阐释为研究虚拟资本的哲学向度提供了理论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能否变为现实,还需要现实基础的支撑。当今世界虚拟资本作为资本的主导形态深刻地改变着个体的生存状态,这要求资本哲学的研究视野逐渐从“资本一般”转向虚拟资本,研究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向度。
哲学是“时代的精华”,时代的嬗变会促使哲学研究视野的转变。从工业资本时代到虚拟资本时代,资本主导形态从工业资本转变为虚拟资本。这意味着资本哲学的研究视野也应该从工业资本转向虚拟资本。
当今世界,虚拟资本已经成为资本的主导形态。处于19世纪的马克思将《资本论》的研究视野主要聚焦于工业资本,以工业资本作为资本的主导形态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后来资本逐渐走向虚拟化、金融化,“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20]135。经济学界普遍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社会步入了虚拟经济时代,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双向依赖关系转变为单向度的实体资本依赖于虚拟资本的关系。特别是到了21世纪,资本已经走向全面的虚拟化,虚拟资本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
这样的时代嬗变表现为虚拟资本对生活世界的控制和渗透。其一,虚拟资本逐渐透支着未来资本,加速了金融危机的到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鼓励借贷来打破现在资本与未来资本的时间“屏障”,用未来资本维持当前的经济繁荣。近几十年来,许多金融发达国家“借贷成瘾”,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负债消费。这在短期内缓解了资本过剩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但从长期来看,对未来资本的“透支”本质上是“饮鸩止渴”,甚至是加快金融危机的到来。其二,虚拟资本与政治资本结合,演变为国家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以虚拟资本为基础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尽管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但也影响着国家政治体制设计、政治选举以及政治主张,并成为当代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寡头专制和右翼保守主义的兴起就是政治权力金融化的表现。其三,虚拟资本向文化生活渗透,为纯粹经济理性创造了发展空间,导致金融化的生存世界越来越理性化、世俗化、数据化。总之,虚拟资本使生活世界更加理性、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危机、世俗和动荡。
时代嬗变必然导致个体生存状态的改变。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虚拟经济时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由实转虚”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个体从物化生存转向金融化生存。物化生存追求的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现实满足,而金融化生存追求的是对财富符号的虚拟满足,主要表现为两大特征:“赌博”和“借贷”。
以“赌博”为主要获利方式的各类股市、债市、房市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掠夺世界财富,维持经济繁荣的主要手段。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天才地预见到“赌博已经取代劳动”[12]541,成为掠夺财富的重要手段。似乎“在这种虚拟的‘新经济'中,资本炮制了一种幻觉,仿佛它可以在没有劳动介入的情况下自我繁殖”[21]161。正是这样的繁荣假象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金融资本的狂欢”中。如此一来,生活世界被客体化为各种数据和利润指标,人的自由意志被抽象化为投资意志和“动物精神”。个体成为了既要服从于各种理性数据,又要服从于感性“运气”的极端性存在。
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刺激生产而鼓励借贷消费,导致负债经营和透支消费已经成为个体生存的一种常态。许多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相当大一部分群体在“分期支付”的鼓励下,养成了重消费而轻生产的生活方式。他们通过各类贷款机构、贷款软件以及金融衍生品实现超前消费,维持了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但也加速了经济危机的到来。因为借贷消费需要强大的信用体系来维系,一旦信用崩溃,个体将遭遇债务危机,回到物化生存的状态。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虚拟资本与人的消费欲望结合在一起,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使人的主体性在这场“借贷游戏”中逐渐丧失。
“赌博”和“借贷”作为金融化生存的两大支柱,一定程度上是对物质生产的 “逃离”和“抛弃”。越来越多的资本家“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22]67。他们为“赌博”和“借贷”披上了合法化“外衣”,参与金融化生产的个体成为银行家、投资人或者是经纪人等等。马克思将这一群体形容为“抢劫”剩余价值的“匪帮”和“赌棍”。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其他获利形式都是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并且历史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实现必须借助于物质生产的逐步提高和发展。这意味着在马克思的视域里金融化生产永远都无法取代物质生产。西方世界的金融化生存看似“自由”和“中立”,本质上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基础上。假如资本家们都涌入虚拟资本市场,只会使“货币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下降”[12]424,从而引起金融市场的极大波动,社会进步的“巨轮”亦会停止,甚至倒退。
从工业资本到虚拟资本,从物化生存到金融化生存的时代嬗变,充分彰显出虚拟资本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上升为一个关乎时代发展与个体存在方式的哲学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才迫切要求我们增强资本哲学的理论自觉,将研究视野转向虚拟资本,研究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向度。
总之,将虚拟资本放到“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的三维哲学坐标中,从“物的向度”“社会关系向度”和“主体向度”三个方面对虚拟资本理论进行“整体性”阐释,是基于对西方虚拟资本理论哲学基础批判的前提性审查,是《资本论》哲学革命阐释的理论要求,也是虚拟资本主导形态下个体生存状态历史嬗变的现实要求。这需要将虚拟资本放到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联系马克思关于物的哲学思想、社会关系思想以及“现实的人”理论,从而实现对虚拟资本理论的整体性文本阐释,在文本的可能性空间中实现对现实世界的哲学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