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晚期,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以“货币白银化”为核心的货币制度演变是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白银从单纯贵金属储值商品逐步变成经济流通中的一种社会性货币,并非开始于明朝中晚期,而是存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动态演变过程。“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背、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 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然考之通典,谓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 自巴以外,以盐帛为交易; 黔巫溪峡,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纪》:景祐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铜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钱宝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6]卷11,496由顾炎武的考证可见“白银货币化”趋势开始于唐宋时期,但因为全国范围内市场交易性货币使用较为丰富,使得白银并不是当时社会主要流通性货币,只是在某些区域社会中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交易规模,而民间社会交易货币银钱折算使用,可以确定是从金代开始盛行。贞祐三年(1215年)四月,金廷颁布政令:“铁不可用,权以交钞,钱重钞轻,相去悬绝,物价腾踊,钞至不行。权以银货,银弊又滋,救币无策,遂罢铜钱,专用交钞、银货。”[7]卷46,1029金廷用朝廷法令明确规定以钞、银代替铜钱,实行银钞相权行用以稳定国家财政与市场商品交易,事实上是对白银成为国家法定货币地位的一种法理性肯定,加之元代国内外贸易多以白银作为双方认可的交易性货币,从而为明代“白银货币化”进程奠定社会化基础。
明朝初年朝廷禁止金银流通社会,且在某些时期一度禁止使用铜钱,强制以大明宝钞为唯一交易货币,白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并不为明朝中央政府所认可,社会交易货币几无白银使用。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其立马若是之严。”[8]卷98,1670但洪武一朝并不是始终贯彻实行禁银政策,社会交易货币出现不同程度上的松弛局面。“九年四月已丑,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6]卷11,499永乐元年四月丙寅诏:“以钞法不通,下令民间有用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9]卷19,346“仁宗监国,令犯笞杖者输钞。及即位,以钞不行询原吉。原吉言:‘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行,缘散多敛少,宜为法敛之。请市肆门摊诸税,度量轻重,加其课程。钞入官,官取昏软者悉毁之。自今官钞宜少出,民间得钞难,则自然重矣。'乃下令曰:‘所增门摊课程,钞法通,即复旧,金银布帛交易者,亦暂禁止。'然是时,民卒轻钞。”[10]卷81,1964至宣德初,“户部言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乃益严其禁,交易用一钱者,罚钞千贯”[11]卷8,147。明太祖至明宣宗均在不同程度上限制民间社会使用金银交易,其目的是维护明初制定的钞法秩序,确立大明宝钞的社会货币主体地位,但此举并不能真正意义上禁止民间社会对白银的使用欲望,也无法制止白银对大明宝钞主体货币的冲击。“是国初造钞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6]卷11,531明朝使用钞法,一方面并没有金银铜货币金属或者实物作为发钞准备金与制定经济兑付比例,使大明宝钞日趋贬值,倒钞现象频繁发生。另一方面削弱了政府控制货币发行与流通的财政功能,造成民间高利贷盛行与社会金融体系混乱,加剧财政风险与官员腐败(实际法定俸禄降低)[12]122。
明初朝廷对于禁银与否存在法令反复,囿于大明宝钞的贬值与民间社会私下频繁使用白银以及简化国家财政收支的客观现实,中央政府对白银政策不得已作出调整。正统元年庚辰,“命江南租税折收金帛。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奏:‘行在各卫官员俸粮在南京者,差官支给本为便利; 但差来者将各官俸米贸易货物,贵卖贱酬,十不及一,朝廷虚费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令该部会计岁禄之数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楫之处,各随土产折收布绢白金赴京充俸。'巡抚江西侍郎赵新亦言:‘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岁赍金帛于通津之处易米上纳南京,设遇米贵,其费不赀,今行在官员俸禄于南京支给,往返劳费,不得实用,请令江西属县量收布绢或白金类,销成锭运赴京师,以准官员俸禄为便。'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亦有是请,至是行在户部复申前议。上曰:‘祖宗尝行之否?'尚书胡濙等对曰:‘太祖皇帝尝行于陕西,每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黄金一两折二十石白金,一两折四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随所产民以为便,后又行于浙江,民亦便之。'上遂从所请,远近称便,然自是仓廪之积少矣。”[13]卷21,414正统君臣并没有首开田赋折合征收白银的先例,早在洪武时期田赋部分折银征收就曾经实行于陕西与浙江地区,某种程度上来说英宗朝廷只不过是遵循太祖朝遗留下来的征赋规范。正统时期田赋并非都是折合白银征收,且存在折征一定数目的布绢帛,而田赋折银的目的是方便分发官员俸禄,减少实物消耗。后“收赋有米麦折银志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十三年复申禁令,阻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天顺中,始弛其禁。”[10]卷81,1964明初严厉实行的白银禁令于英宗朝发生重要变革,但政府实行的白银政策始有反复,无法统一,折射出民间社会非法使用白银可能早已盛行与明政府对社会经济货币控制的无力,而最终明朝中后期白银合法化则是明政府与民间社会二元主体对于禁银抑或用银反复博弈后作出的一种妥协性选择。
正统时期颁布的法令并没有使白银成为社会广泛使用的货币,只是在部分时期与某些区域实行有限的田赋折银与日常交易用银,社会总体上处于一种白银货币化的过渡阶段,真正流通的时期是明成化、弘治时期。万明以明代非商业地区的徽州地区(主要是祁门、休宁、歙县)土地买卖交易契约427件为中心,具体考察了徽州地区货币流通状况,他认为:一方面民间存在一种自上而下白银货币化趋势,另一方面洪武至建文时期白银货币化趋势已经显现,正统至成化年间白银逐步成为社会交易主币推向全国[2]。但促使白银成为社会法定意义上交易主币的动因乃是万历年间由张居正推行赋役制度改革,即“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构想开始于明嘉靖年间,但只是在江南城市的苏州、常州等局部县域中尝试推行,并未向全国大规模推广。嘉靖九年(1530),户部尚书梁材提出一条鞭法的设想,“合将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丁、粮总于一府,各府丁、粮总于一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14]27。明万历时期全国土地清丈完毕后,一条鞭法开始大规模推行全国。“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10]卷78,1902“一条鞭法”的广泛实行标志着封建社会田赋已由实物税为主的阶段转变为以货币税为主的阶段,加速了“白银货币化”进程。同时政府规定田赋统一征收方式为白银,促进民间使用白银规模与数量的扩大,推动白银作为法定社会地位的确立。
“白银货币化”是明朝中晚期社会经济领域中的重要变动,是明前中期由民间社会自下而上促进,明中后期国家法令认可推动的社会进程。明中期以前,朝廷在全国范围领域内大力推行大明宝钞,禁止民间使用白银交易。囿于大明宝钞日益贬值与政府货币信用体系破坏(公信力),民间社会私下多以白银为交易性货币,至正统时朝廷不得已调整禁银政策,一方面改革国家财政收支方式,对江南财赋折银征收; 另一方面允许民间社会使用白银交易。后经明万历“一条鞭法”的推行,“白银货币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