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变革与转型为个体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使童话般的“从赤贫到巨富”(rags to riches)成为了可能,反之亦然。皮普的身份变迁是典型例证,从他的言语可管窥阶级变迁,“我是铁匠的儿子,没错,可那是过去; 现在的我早就不是过去的我了”[8]248。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也描述了乡村社会的阶级变迁,“古老的乡村社会也在发生着细微变化:不光是明显的沉沦败落或发家致富地位攀升的优秀青年,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在不断改变着社会关系的界限,让人逐渐意识到新的依存关系。其间,有的人地位有些滑落,有些人有些提升:人们丢弃了送气音,积累了财富,讲究的绅士成了地方标榜的人物”[9]97。和维多利亚主流小说家一样,哈代小说中的阶级呈现出动态趋势,社会变革引起的价值观的改变使人们对社会阶级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改变了原有的阶级定位,形成了以财富为核心的新的界定标准。哈代的动态阶级观在《苔丝》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工业革命摧毁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催生了新的阶级——农民无产者,德伯家的坟墓象征时代变迁和阶级更替。圣查理时代的“御橡爵士”沦为破落的小商贩,能验证家世的只有一枚印章和带有家徽的银匙,还有毫无价值的家族墓地。德伯家的没落是一个阶级的历史写照,败落世家还有艾克特尔家、霍西家、特林厄姆家,伊兹家也是曾经的老门户。在金钱至上的维多利亚时代,显赫的家史和曾经的辉煌已然成为虚无的历史,“古老的家世,祖宗的尸骨,卓著不朽的业绩,德伯家的相貌,这些还没有给苔丝在人生的战斗中帮上什么忙,甚至在一群普普通通的村姑中间也没占个上风,连一个舞伴都吸引不过来。没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金钱作后盾,诺曼的血统又算得了什么”[10]11。时代变了,贵族后裔的苔丝任凭新型资本家亚雷的摆布,从阶级变迁的角度来看,《苔丝》是一部名门世家的阶级没落史。
哈代以唯物主义的发展眼光诠释了英国阶级的历史变迁,赋予小说宏大的主题,置叙事于历史语境,小说中亚雷的父亲原名西门·斯托,在北方做生意发了财后,凭借资本买名门望族的姓氏以粉饰门楣。贵族头衔失去了原有的权利内涵,失去了政治实质,成为有钱人装点门楣的饰品和可以用现代资本购买的商品。工业革命起于1769年的英国,经济模式的变化带动了社会阶级结构的调整,早在18 世纪末,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提议,年收入超过 20 000 英镑的富人如果个人申请的话,应该授予贵族称号。贵族头衔和门第在阶级流变中沦为精神财富,丧失了物质能量和政治功能。然而在英国生活社交领域,只有钱的话无法保证跻身于上流社会,金钱与门第是上流身份的理想标配,这是斯托购买德伯姓氏,追求名分的真实意图。《远大前程》中的皮普在社会阶层间沉浮,有钱不一定被上流社会接纳,教育、礼仪、贵重服装、家具、仆人、合适的朋友、金钱,所有这一切也无法抹去他出身的污点。身世制约阶级所属,同时使之复杂化。在萨克雷的《名利场》中,那位靠牛油发迹的富商,常遭受上层阶级的奚落。一般出身稳定的阶级成员应该是出生于本阶级的人,阶级层次后来居上者本身不被上层阶级所接纳,但他们为下一代或更晚的一代提供了跻身上层的物质条件,因此维多利亚小说中常常出现不想知道自己祖上的讽刺描写。
《苔丝》中贵族德伯氏的没落和斯托家的发迹揭示了世事变迁与阶级更替,金钱比门第更为重要,资本是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决定因素,金钱取代了门第,资本家取代了贵族,资本经济逐渐取代封建土地经济为主导,“工业革命前夕,土地外的国家财富在整个英国资产中只占不到三分之一的份额,到1860年已占到一半”[11]189。《冷漠的人》中的女中产阶级波拉·帕沃与破落贵族夏洛蒂·斯坦西之间的关系,就是维多利亚社会新型阶级结构和阶级变化的折射。后者的出身和血统在前者之上,但是她们的实际关系中,波拉的地位要高于夏洛蒂,后者实际上已沦为半女仆的身份。在维多利亚社会,门第已成为毫无实际意义的符号,只有财富才有现实意义。门第头衔是毫无内核的荣誉,但无实际价值,丧失了话语权。“中产阶级工业利益”和“贵族土地经济利益”的对峙产生了直接抵触的“阶级意识”[1]71。《非常手段》中的女地主阿尔克里夫无法理解,一个身份低下的佃农的儿子还会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有自己的见解、以远超出凯里福德教区才有的大气姿态看待社会,对阶级从属抱有发达之人才有的非正统观点。芭斯谢芭与奥克的身份的戏剧性变化进一步反映了维多利亚乡村社会的阶级动态,原来的挤奶姑娘成了庄园主,而曾经的牧主却沦为一无所有的牧羊人。哈代小说还从另一个层面记录了19世纪的阶级变迁,广大农民走向城市,成为城市无产者,哈代将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形象地比喻为:一种水受到机械驱动,往山上倒流的趋势。人口流动推动着阶级结构和阶级比例的变化,以手工业者为代表的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演变为城市无产者,构成了英国无产阶级的主力成分,像曼彻斯特、利兹、谢菲尔德等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人口增长了一半[12]78。
哈代小说的阶级书写还涉及多塞特地区的阶级矛盾和阶级间的排斥情绪,阶级矛盾暗流涌动,博弈无处不在,多塞特乡村社会阶级意识浓烈,以阶级等级和社会地位为基础的阶级阵营界限分明,《卡斯特桥市长》中的讦奸游行将阶级摩擦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次讦奸游行有明确的报复意图,身处卡斯特桥市社会最底层的米克森巷居民想借机“好好乐一阵子”[13]324以解长期以来积压在心头的对上层阶级的不满。让那些身居高位的有闲阶级丢丑,“对于辗转于他们脚下的人来说,是一种至高无上、淋漓痛快的享受”,讦奸游行“并不(仅仅)是开一场玩笑,而是来一顿报复”[13]324,是一场以赵普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向以法夫瑞、露塞塔,甚至王室显贵为代表的上层发起的没有流血的战争,也是末流的“彼得手指”向上流的“国王手臂”发起的挑战。讦奸游行是社会底层民众向上层社会发起的挑战,折射出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二元对立。哈代通过讦奸游行暴露了以卖粥妇为代表的米克森巷穷苦市民仇富、仇权、仇美的心态,展示了卡斯特桥市的阶级矛盾。从阶级政治的角度看,苔丝到富贵乡绅家攀亲的举动就是底层阶级向中产阶级祈求怜悯。苔丝的美貌犹如玛蒂的头发转变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充分说明了维多利亚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差别,作者没有给予阶级评论,主人公的遭遇和处境深刻反映出英国西南农村社会严重的阶级问题。苔丝一家被赶出马洛特村后,苔丝又一次委身于亚雷,贫穷是她两次“堕落”的根源,苔丝和亚雷之间的矛盾影射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上下层社会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哈代将个体命运放置在社会阶级大语境中加以探讨,从而赋予人物以丰富的社会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