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资本作为能够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蕴含着阶级性社会关系,而且也作为一种运动存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9]121,即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以在空间中并存、时间上继起的形式不断循环,因此价值在资本运动过程中经过不同形式、不同运动而得以保存自己,同时得到增殖。由此可知,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价值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资本运动才能被称为实现了的价值,否则只能作为观念中的价值存在。“价值丧失”观点的提出正是基于以上对价值的运动性和暂时性之理解,即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货币只有通过价值增殖过程才变成资本,同时表现为资本的价值丧失过程,即资本丧失货币资格的过程。具体来说,马克思在此处首先论证了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的辩证统一关系,认为无论商品因何种原因被禁锢在成品中而无法兑换为交换价值时,资本家预付的货币就会变为无价值的商品,不仅无法实现增殖,反而连原有价值也会面临丧失的危险; 其次,他也指出了资本积累必然导致普遍价值贬值的规律:伴随着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相对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商品生产费用和交换价值随之减少,因此一部分现有资本由于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费用减少而不断丧失价值^[10]384。马克思以辩证的否定观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价值概念,从本质上揭示了资本的内里不足性和自我矛盾性,展现了资本循环与生俱来的脆弱面,同时为我们研究价值和反价值在资本运动过程中的对立统一提供了启示性提示和方法论指导。

价值作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11]79,表面以琳琅满目的商品形式出现,背后蕴藏的却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分工下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在马克思看来,价值的唯一来源是无差别的抽象劳动,而价值的衡量标准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实际劳动时间,因此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剩余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资本积累的秘密由此完全被揭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通过揭示工人工资的本质、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异化得出以下结论:资本主义的价值是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随后又在定价市场中通过私有产权和商品交易实现^[12]115-178。这些是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和工人阶级生存条件恶化的根源,尽管工人作为劳动主体也参与了价值生产。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透过商品价值这一现象,挖掘出资本与劳动对立的本质,从而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值是历史的、阶级的,因此只有变革价值所代表的阶级关系,才能创造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劳动者当家作主的世界。简言之,反对价值的革命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这为主动反对价值的政治运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指导。

首先,哈维认为反价值是由技术故障和资本循环失速造成的价值在实现环节的否定^[13]115。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11]129因为不同于简单商品经济公式W-G-W,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W是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存在的,即G-W-G'中的商品只不过是价值自我增殖的工具,因此一旦商品无法出售,其自身价值就无法实现,更不用提价值的增殖部分了。哈维指出,马克思辩证地将资本循环的总过程看作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的对立,即前者生产价值,而后者否定价值。实现环节中的反价值显而易见,因为所有资本家都深深了解,只有当他们的商品成功出售并且卖出的价格高于他们此前为生产该商品所支付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价格时,他们的企业经营才不算失败^[13]124。

其次,哈维指出反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产物。除了价值实现环节,反价值可能出现在价值运动的其他过程中。“只要在价值生产、实现和分配的任何一个环节资本流通低于一定速度,都有可能产生价值困难甚至中断。”换句话说,无论商品处于工厂的流水线上还是被摆在商场的货架上,无论闲置资金被贮藏起来还是等待再投资,事实上价值均出现了贬值,因为只要资本仍以商品的形式被固化,无法保持持续畅通的价值运动,它就不能作为价值存在,而只能造成普遍贬值。这样看来,反价值在资本循环各个阶段的出现均存在可能性,因此哈维认为反价值的出现并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计算价值时出现了错误,而是资本的本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13]111-112。

最后,哈维认为反价值具有正反两方面意义。反价值作为对价值的否定、贬值,其负面作用显而易见,例如干扰价值实现、过度的债务反价值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等。但哈维也同样指出了反价值存在的积极意义。其一是只要承认了反价值与价值在资本运动中共生,那么就能够看到资本主义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进而延缓经济危机的发生; 其二是反价值能够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帮助恢复价值生产,此处的反价值更倾向价值贬值后的使用价值实体,例如虽然伦敦的地铁系统在危机后面临投资资本贬值甚至破产,但依然存在的地铁仍具有丰富的使用价值以供人们日常乘坐。

哈维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反价值因素后,又同时将反价值定义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一个主动斗争领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价值概念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价值不仅仅只是交换价值的基础,其背后更代表着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生产关系。因此,价值就意味着异化劳动,那么对非异化经济空间的追求就指向对价值的否定,即主动反价值。哈维认为,在政治、道德、文化、审美甚至哲学层面都曾发生过对资本的反抗和抵制,但主动反价值应该尤其在经济基础领域反对资本的统治,比如培植和提倡在价值生产以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范围以外以及国家权力制度以外的其他生活方式。例如,发生在价值生产环节中的工人罢工运动就是最直接的人格化反价值斗争,因为只要工人阶级拒绝工作,剩余价值和资产阶级的再生产就无法进行。又例如消费者反对资产阶级消费主义甚至选择替代性消费的运动成为了价值实现领域的反价值威胁。再如无政府主义公社、宗教性社区和土著社会秩序等共享经济团体与其他共享团体之间的交换关系不一定以商品的市场交换为基础,这构成了在资本主义价值生产方式内部、但游离于价值规律之外的主动反价值内容^[14]。

(1)反价值是对价值的否定。马克思认为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另一些并不创造价值但对价值生产来说又不可或缺的非生产性劳动便站在了价值的对立面上,过度的非生产性劳动将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导致实际上从事价值生产的劳动者减少,进而干扰价值运动、威胁资本主义再生产。

(2)反价值是对价值的贬值。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因此资本运动一旦中断或延缓,商品将无法按时出售、其价值也将失去应有的货币表现形式,赋予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无法兑现,从而威胁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甚至将出现经济危机时期的普遍贬值现象。

(3)反价值是对价值的抵消。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固定资本在资本前期投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其持久的耐用性将导致资本停留在其中的时间越来越长,不利于保持畅通的资本循环,此时信用制度则能够通过借贷的方式使得资本流通顺畅起来。然而,由于“债务是对未来价值生产的索赔,只能通过价值生产来偿付”^[13]120,因此债务成为了反价值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换句话说,被债务提前预支了的价值,只要在未来被生产出来,就会立刻被此前的债务抵消掉,创造出来的新价值实际上是在偿付已经被释放了的反价值。

(4)反价值是对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反抗。作为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特殊产物,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创造了劳动的异化和阶级关系的对立,那么反价值就是反对价值规律、进而提倡可支配劳动时间和非异化劳动,寻求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模式实际上就是试图在生产关系领域开展社会主义革命。

反价值绝不是偶然出现,也不是数学或统计学上出现了错误,相反它是资本运动的必然产物。“价值是资本的基础,资本必然只有通过和对等价值相交换才能存在,所以资本必然自己排斥自己”^[10]408,换句话说,资本并不是静止的生产要素而是需要参与周而复始的资本循环,然而该循环因价值生产、实现和分配等各个领域因素的影响,不可能一直如资本希望的那样持续顺畅,因此反价值必然会出现在资本运动中并与价值构成矛盾体。

反价值是在资本运动中与价值共生的产物,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存续,反价值与价值这对矛盾统一体就将继续存在下去。相反,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私有制发生根本性变革,商品经济不复存在,在市场交换中形成的商品价值也将退出历史舞台,反价值也就丧失了使其发芽的土壤。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讲,反价值的出现具有暂时性。

综上所述,可以将反价值的概念概括为:反价值是资本价值运动过程中与价值相对立统一的因素,其中包括对价值的否定、贬值、抵消以及对抗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等情形,是资本运动与生俱来的产物,同时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

(1)人工智能使得资本有机构成趋向无限大。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们争先使用先进机器以获取超额利润,其结果是资本有机构成由于资本家普遍使用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机器而不断提高,使得作为剩余价值唯一来源的活劳动占比越来越小,于是资本便无法实现持续获利和长期积累,马克思就是沿此思路提出“普遍的价值丧失”思想并断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人类发展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伴随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的全面兴起和日渐发达,机器的学习能力不断增强,因而对复杂工作机制的预测和处理能力将全面赶超人类智力^[15]。因此在未来,人工智能不仅能够代替人类完成标准化的简单体力劳动,还有可能替代诸如风险投资、金融运作、军事行动等耗费大量脑力劳动的工作^[16]。也就是说,相比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人工智能时代活劳动参与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比例将进一步降低,商品价值得以存在的物质实体越来越少,剩余价值生产也将随之日益萎缩。这意味着价值生产中的反价值因素将占据上风从而反噬价值,不断威胁和蚕食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存在基础和再生动力。然而,目前人工智能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机器取代人”的应用仅限于部分科技较发达的国家和机械化程度较高的行业部门,因此人工智能并不能在短期内完全冲击和侵蚀资本主义价值形成方式。而且就全社会范围内商品价值形成机制来说,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率在各个部门间分布不均,资本可通过按比例分割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社会总剩余劳动,以此消除死劳动代替活劳动而导致的商品价值实体“空壳化”现象。同时,资本竭力开发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低的新兴产业部门,并把触角从雇佣制下的“身体”剥削延伸至数字泰勒主义下的“生命”剥削^[17]:通过大力开发各类社交网络平台、数字劳动平台、数字算法等智能经济部门以模糊生产与消费、工作与娱乐、劳动与休闲的时空界限,从而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将一切劳动竭尽所能吸纳进资本盘剥,甚至通过无酬劳动的方式将所有劳动时间全部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实现对活劳动的完全无偿占有,使得劳动异化程度相较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变本加厉。

(2)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由于先后历经两次产业转移浪潮,美国产业结构完成了由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的跨越,制造业产值占全国GDP比重也经历先抑后扬。然而自90年代始,美国开始忽视制造业基础地位,产业结构重心逐渐向金融业等一些并不创造剩余价值的服务业转移和倾斜,致使虚拟经济挤压实体经济生存空间,大量工厂移居海外,国内制造业日益萎缩,最终造成产业空心化,出现了一大批以底特律衰落为代表的“铁锈地带”。究其根源,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技术进步理论和利润平均化理论的阐释,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导致制造业内部平均利润逐步降低,而由于逐利的本性所致,资本必然舍弃低利润的制造业而选择高利润的服务业进行投资。然而,只有制造业和一小部分服务业直接从事剩余价值生产活动,其余行业部门创造的均是不利于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的反价值因素。因此,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痛定思痛,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再工业化”战略和特朗普政府实施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构想均在这一经济背景下提出^[18]。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新回归制造业的实践却是建立在由其主导的不公正、不平等国际分工体系和贸易体系基础上。其一,就国际分工体系来讲,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外包工厂和输出专利技术,不停榨取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如福克斯所言,苹果手机等数码设备表面光鲜亮丽,但实际却“从头到脚”均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其中包括非洲刚果金矿工人的奴隶般劳作、中国富士康工厂流水线工人简单却繁重的体力支出、印度呼叫中心女员工机械化的情感劳动,以及美国本土计算机程序员们看似自由但工作稳定性无法保障的脑力劳动^[19]153-280。对此,哈维也指出,世界上只有最贫困的地区还在艰难地从事直接价值生产,除此之外几乎无人关心价值生产的问题^[13]129。这样一来,发达资本国家无须投入大量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是将位于制造业底端的生产环节放之海外工厂,便可通过牢牢掌握产品的专利权和所有权在世界范围内攫取高额利润。其二,就贸易体系来说,尤其自特朗普上任以来,通过设置贸易壁垒和提高关税等不正当国际贸易竞争手段,保护本国制造业产品以调整贸易逆差,严重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原则,损害了众多生产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的低成本制造业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利益。

(1)信息商品零边际成本。历经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滞涨”后,加之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席卷而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摒弃传统工业发展道路,实现了向认知资本主义阶段的飞跃。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2000年数字经济》报告,从1990-1998年这短短的九年间,美国信息产业对国家经济的贡献率从无激增至14.7%; 但在2001年后由于互联网泡沫破灭,美国信息产业陷入低谷,呈现出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等困境,而信息商品的零边际成本特性在无形中更加剧了价值生产与实现间的矛盾。“零边际成本”由美国社会理论家杰里米·里夫金^[20]69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提出,旨在预测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生产力发展最终会越过“终点线”,即商品生产边际成本趋向于零。但在诸如软件开发和创意设计等信息商品生产实践中,无论从前期大量资金投入还是从业人员复杂繁重的脑力劳动来看,信息商品的生产都耗费了相当多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依旧构成衡量其价值的标准和基础。因此,信息商品的生产成本依然有其价值实体,而其“零边际成本”指的是因信息高度电子化特点使得其复制成本趋向于零,客观上出现了潜在用户绕过市场交易就占有使用价值的消费可能性^[21]。尤其在当今经济发展中大热的数字化商品和服务,其价值生产与实现可在鼠标点击间轻松完成,因此具有更加完全的零边际成本特性,加之互联网“自由、免费、共享”的价值观影响,资本主义经济赖以生存的市场交易制度遭遇强烈冲击,价值难以实现而引发的反价值堆积不利于保持顺畅持续的资本循环。对此,资本不惜借助国家立法强制推行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收取高额租金,同时人为减少市场供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息商品价值生产与实现间的矛盾,使得资本操控市场、攫取利润有了可乘之机。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以来,由于人类生产生活信息能够通过“二次加工”而形成种类齐全的数据产品和服务,用以改进生产流程、洞悉消费者偏好、干预员工行为、协调外包服务、研发增值产品或直接向广告商出售^[22],因此大数据成为资本新晋的市场竞争之地,各个互联网巨头纷纷企图私人占有愈加海量的数据资源以形成垄断优势,由此消除数据因免费使用和共享所形成的价值实现危机。

(2)大众消费日趋异化。在当今资本主义经济中,随着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的积累也愈发过剩。价值生产与实现这一资本主义根本矛盾激化,大量过剩堆积的资本成为威胁价值快速兑现的反价值。因此资本为了消除这些反价值因素,要求将消费异化为价值实现的工具,制造虚假的消费需要,通过丰富消费金融产品、打造品牌效应或推广小红书、大众点评等消费者互相推荐产品及服务式手机应用等众多形式刺激消费、缩短消费周期。此外,资本通过垄断方式牢牢掌握巨量数据,不仅能够控制价值生产环节,还能够在价值实现过程中影响并规制消费者心理及行为。“如今资本已经培育出所谓的‘景观社会',其中充斥着即时消费的快速产品,以此来实现市场的不断增长”^[13]303,而其后果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技术技能和社会期望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和调整而变动不居,不仅使得社会的不安全感逐步加重,也使得代际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异常,更将引发剧烈的社会分化,同时人们将因为文化根源意义变得飘忽不定而开始失去身份认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单纯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消费也成为了炫耀消费者个人身份和地位的价值符号,商品拜物教因此发展至巅峰。例如,苹果更新手机硬件的同时,不断宣传其设计理念并试图构建其独特的文化圈,由此产生的大量所谓“果粉”,通过购买不同种品牌的手机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从而通过商品来界定身份,拯救迷失。此外,资本极力鼓吹和宣扬资本主义奢靡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符合其通过文化意识形态加强统治的企图。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兴建封闭小区和高档社区等城市化手段,克服了大量价值流通领域的反价值因素,一定程度上确实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但其后果是民众在以“美国梦”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鼓吹下纷纷试图逃离痛苦、不幸的异化劳动,转而开始寻求所谓“自由”和“幸福”的物质享受,一定程度上维系了民众对资本主义统治的忠诚^[23]。同时,个人信贷业务的迅猛发展只是把来自债务经济的反价值暂时填补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反价值,在短期看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消费不足而导致的价值实现危机,但从长远的意义上来讲,人们不仅要背负沉重的债务,还要偿还不薄的利息,因此只能通过更加刻苦的劳动才能免于被剥夺按揭的房屋等生活必需品,而且一旦出现大面积偿还不力现象还将引发新一轮经济危机。

(1)虚拟经济日益膨胀。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以华尔街、伦敦为代表的世界金融中心已然成为巨大的反价值域场,以美联储为代表的银行机构通过不断发行大量货币以稳定股票和资产价格,但巨大的资产负债也就此形成。其后果是,债务经济催发的反价值因素代替了价值成为推动当前资本循环的源泉,而被锁定在未来的价值生产又极可能不足以偿还反价值,从而导致“流动性陷阱”,引发经济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美国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已逾20%, 其中金融业公司利润在全国所有公司利润中所占比例已高达40%。而同一时期制造业、建筑业等老牌实体经济行业的比重则从战后初期的50%下跌至不足30%。由此可见,反价值的债务已然成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进一步产生的主要动力和杠杆之一,成为一种全新的价值生产方式^[13]121。换言之,资本将越来越多的债务人变成生产性劳动者,使他们自愿为偿还提前预支的债务而进行价值生产,如债务缠身的大学生和房贷车贷加身的众多普通家庭,这也成为了一种新型资本束缚无产阶级的方式。同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金融寡头通过操纵银行而越来越富有,普通民众却因为需要偿还债务而变得更穷,贫富差距就此愈加悬殊,大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此外,如今的投资者们都热衷于投资无价值的资产以寻求高额的投机收益,例如货币、炭期货或艺术品,而投资市场的火热无疑重新分配了价值,因为其本身并不创造剩余价值,这些行为的后果则是使众多闲置资本无法正常重新投入下一轮的资本循环,因此使得价值脱离了一般资本循环而以货币形式独立地存在于虚拟价值市场,长此以往,并不直接进行价值生产的虚拟经济将吸纳大量闲置资本,导致直接参与剩余价值创造的资本被榨取、压缩,从而威胁整个资本循环过程。类似地,近来随着互联网等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扩大,知识、技术、想象力等人类被天然赋予的能力越来越多地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成为了有价格却无价值的商品参与市场交易。而此类商品大多具有独特性的内容,因此其所有者可以定下高昂的垄断价格或收取垄断租金,由此知识产权市场开始大热,其结果是过度虚高的价格只是强化了价值和货币表现之间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货币拜物教格外盛行,财富也将日益聚集在少数人手中。

(2)金融领域剥夺性积累屡试不爽。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虚拟性日益上升,客观上制造的反价值因素也日渐庞大,除了通过剥削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以攫取剩余价值外,美国还借助美元霸权地位,以其成熟隐秘的金融投机手段和货币霸权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24],进而抵消庞大的债务反价值堆积。实际上,当代世界经济中的金融剥夺性积累是马克思“原始积累”理论在新帝国主义时期的衍生与延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其中一个手段便是利用国际信用制度,它对应国债的出现而出现, “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在历史上, 荷兰之所以获得巨额“隐蔽”的资本财富,其基础便是没落的威尼斯借贷给它的巨款, 英国之所以发迹也是通过荷兰给其的贷款。这些巨额贷款所以深得人心, 因为它不仅能够使“政府可以应付额外的开支”, 又不会令纳税人“立即有所感觉”。殊不知, “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 “由于债务一笔接着一笔的积累而引起的增税, 又迫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 总是要借新债”^[11]866。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主权债务危机、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难发现,这些危机的根源均可追溯至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美元与黄金脱钩,是美国实施“货币战”的关键一步。随后,美国通过向新兴发展中国家投入大量资本催生过热经济,转而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令新兴经济体无力偿还债务或人为制造地缘政治混乱或危机,资本由于逐利的本性寻找经济政治环境相对安全的地方安家落户,因此“嗜血”的资本在全球兜兜转转了一圈,赚得盆钵满盈后温顺地回到了美国^[25]。事实上,即使危机对于从事价值生产的产业资本家和促进价值实现的商业资本家来说绝望不已,但它却代表着反价值力量的胜出^[13]129,此处指的是价值贬值后的使用价值实体。例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大批原本经营妥善的本土公司由于融资链断裂而不得不申请破产并最终由外国银行低价接管,待危机余波远走后再将之高于收购价售出,由此无须费力经营便可赚取高额利润。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形,一些私募投资公司和对冲基金以大幅低于市场价格的超低价购入大量具有良好使用价值却无人问津的商品房,待房地产市场回暖后再出售以获取巨额差价。可见,即使危机的冲击席卷全球,美国仍旧能够利用美元霸权使资本回流以恢复生产生活,真正遭受资本无情洗劫和剥夺性积累的永远是处于世界经济发展链底端的发展中国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因素,同时发挥好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这就意味着行政监管、官僚机构等非生产性部门所产生的反价值必须遵循适度原则,不能超越价值生产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把为企业松绑和为人才松绑相结合。一方面,在积极打造综合化的市场、监管和政策环境与提供优质、高效、共享的公共服务同时,政府宏观调控应遵循审慎适度的原则,应注重在经济增长质量和政策效益评估上下功夫,充分考量政策制定与实施是否符合依法行政的标准和其行政管理范围是否超越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界限,进而由原有体制框架下的市场参与者和竞争者转变为市场维护者和保障者,通过简政放权和设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企业松绑,进而全面激发市场活力和价值创造主动性。另一方面,从市场微观主体——企业的角度来看,作为与以公司为代表的虚拟利益主体相对应的实际利益主体,自然人的劳动自由性和创新性应得到充分尊重。目前,一些劳动者依附于用人“单位”和人才管理思维中的“官本位”现象仍然存于部分国有企业和科研机构中,要尽量避免在管理企业运营经费和其他利于创造利润的业务活动经费时使用管理行政资金的手段,同时还应防止制定人才晋升制度时直接套用行政等级晋升制度。例如,允许科研人员和企业研发人员工作日外兼职副业,大力推行并覆盖绩效工资制度,充分调动高素质劳动者业务自主性和积极性,从而尽量减少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组织和官僚机构产生的反价值因素对生产和创造剩余价值积极性和活跃度的限制。

同时,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应警惕“逆库兹涅茨化”现象,即不能盲目追求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而压缩制造业比例,应防止过早的“去工业化”。促进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融合发展。一方面,传统价值生产部门就业饱和,为防止劳动者转移至非生产性服务行业,应该在传统基础设施不发达的地区兴建如交通、环境保护、文化教育等长期基础设施,以及开辟劳动密集型生产领域,例如物流业、运输业和食品加工业,由此吸纳大批进入非生产性部门的劳动力,尽量避免反价值生产的比重超越价值的生产。例如,在我国经济发展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时,为快速消化大量失业人口,政府开足马力指挥兴建基础设施和大型项目,实际上释放了反价值的力量,促使价值生产向上逆行以尽可能多地吸收剩余劳动力^[13]281。另一方面,在部分传统基础设施已经很成熟的地区大力开发包括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领域在内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其呈现的自主学习、人机交互、万物联通等革命性技术特征将使得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同时上述技术的前期资本投入将大量涉及技术研发、网络运营维护、软件开发设计等服务业投资,因此将在生产来源上从需求侧正面扩大服务业体量,使得由制造业转移出的就业被生产性服务业所吸纳,避免进入非生产性服务部门,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活力进一步迸发。

2013年,由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的一次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26],旨在加强世界各国经济交流合作,进一步扩大市场,释放被禁锢在商品和服务中的巨大反价值因素。但与以往帝国主义通过暴力的资本输出强制开拓世界市场大大不同,“一带一路”既认识到并遵从了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的对立统一规律,又提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世界经济关系。随着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兴产业兴起,基于传统产业的贸易合作和营销模式已无法迅速兑现资本愈加过度积累中产生的大量反价值,因此必须积极拓展沿线政策空间和创新实施手段,创造经济增长新空间、新途径^[27],同时加快沿线国家产业结构性改革步伐,打造全产业链融合式创新发展,把包括产品生产等微观层面的协同与产业间、国家间等宏观角度的协同联结起来,形成各生产消费系统间内外联动趋势,尽可能缩短价值实现所需的时间空间。

同时,针对日渐普遍的消费异化现象,必须引导大众树立正确消费观念,大力提倡理性、健康、环保的新消费主义。从政府的层面来说,其一,宏观调控要注重生产与消费的适当比例,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的盲目扩大再生产必然导致流通中的反价值因素越积越多,而即使在各类广告宣传、信贷业务作用下的个人需求也无法突破边界无止境增长以完全消化这些反价值,因此把握供应与需求的比例是调整大众消费观念的根本途径和手段; 其二,构建安全、稳健的消费信贷体系关键在于完善个人征信体系建设和加强对消费金融结构性管控,以便筛选真正有偿还消费信贷能力的消费者,而且应适当加重个人投资倾向明显的贷款业务利息率,激发有特定消费对象、面向中低收入大众的高频率、小额度消费信贷项目落地实施^[28]。从大众传媒的层面来说,应该自觉接受政府规制和舆论监督,建立常态化抵制炫耀性、虚假性宣传的行业规范机制,同时开发独具特色的正面宣传和教育短片及消费项目,积极鼓励大众形成绿色、节约、合理的消费观念。

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的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到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本质和规律性认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29]。走出中国特色金融之路,绝不能忽视债务经济所带来的反价值因素,绝不能将具有服务功能的金融行业与实体经济本末倒置,同时打造顺畅安全的融资环境,才能使价值与反价值在资本分配领域和谐共生,共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必须通过直接和间接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提高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其一,从直接提高融资效率的角度来说,必须完善资本市场改革,促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其中包括大力鼓励科创板发展,使其与主板市场形成竞争态势,由此只有具备真正创新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的企业才能够在资本市场持续获得正向回报,此举将对扶持创新、转化产业成果、实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不仅能够为科技型、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加多元的融资服务,解决企业融资困难问题,更体现资本市场对新兴战略产业的支持力度,更加有利于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有助于全面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必须深化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有效提高证券化率水平与直接融资比例,拓宽中小企业、新兴产业融资渠道,助力经济转型。其二,从间接提高融资效率的角度来说,必须常态化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即LPR形成机制改革,贷款基准利率不再完全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货币政策决定,其高低应以市场报价为基准。此项改革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有助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稳定制造业投资; 同时能够将存款利率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直接挂钩,使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变动能够直接向贷款端传导,提高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此外,在经济短期下行压力增加时,应注重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机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使用,完善“三档两优”存款准备金制度框架,引导地方金融机构专注小微等实体经济金融服务。同时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推动国内金融机构参与国际金融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