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本文从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生态、历史人文四个方面的相关因素出发,深入分析不同因素对黄山市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解析各因素对传统村落空间的影响程度。
3.1 自然条件因素
(1)地形条件。地形地貌因素是传统村落在自然环境方面的重要体现。其中,高程是反映地形变关键的指标,对村落的空间分布影响显著,不仅限制了传统村落的选址位置和平面格局,同时对村落交通条件、人员交流、建筑形式、村落规模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22]。为了量化分析传统村落所在区域的海拔高程,提取黄山市的地形高程数据(图7)。
进一步运用Arcgis10.4空间分析功能进行高程数据的栅格投影,根据高程的数据量分为8个等级,再利用空间连接工具使传统村落的点数据得到1～8等级的属性,最后统计出各个等级的点的数量(表2)。由表2得知,随着高程数值增大,传统村落的数量逐渐减少,黄山市大多数的传统村落分布在坡度等级1～4,高程值介于61～540米,村落数占总数的90%。
(2)水系条件。传统村落的分布与水系关系密切,河流为传统村落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渠道,同时“环山抱水”的传统理念是古村落选址的重要理念,这些因素共同影响古村落在微观和宏观尺度上的空间布局与空间态势。运用ArcGIS 10.4对黄山市域的主要河流进行缓冲区分析,并以1 000米为单位划分4个等级(图8)。
对传统村落数量与水系缓冲区的数据进行统计得到表3。由表3可知,在1 000米缓冲区内传统村落分布数量最多,共75个,达总数的9.9%,随着水系缓冲区距离增大,传统村落的数量不断减少; 但分布在黄山市水系4 000米范围内的传统村落数量仅在总数的26.93%。
(3)交通条件。道路是连接乡村聚落之间的轴线,是进行物质交换和信息流传递的重要通道。为了定量地反映道路与传统村落分布之间的关系,借助Arcgis10.4空间分析软件对黄山市高速、国道、省道、县道等组成的交通网络进行缓冲区分析,从整体上分析交通路网对黄山市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图9)。
统计各个缓冲区内的传统村落的数量得到表4。由表4可知,在1 000米内传统村落数量最多,达总数的50.18%; 在4 000米内传统村落数量达总数的93.35%; 随着距离主要交通道路越远,传统村落的数量逐渐减少。
(4)自然条件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运用SPSS21.0分别对黄山市传统村落分布数量与高程、水系、交通条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相关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表5)。由表5可知,传统村落的数量和高程、水系、交通条件均成负相关性,各相关变量对传统村落数量的影响力为交通条件最大,高程次之,水系影响最小。究其缘由,交通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而可达性是评价交通通达程度和区域可进入性条件的一项综合指标[23],便利的交通条件能给传统村落的长期发展提供保障; 黄山市地形地貌本身比较复杂,丘陵和山地混合,在海拔高的地区往往地势复杂险峻,不利于村落的建设,而在平原丘陵地区生活条件更为便利,更适宜经济的长期发展; 黄山市内水系的资源相对并不丰富,在4 000米缓冲区内的传统村落数量也仅占总数的26.93%,相关性系数在自然条件因素里也最低,因此水系不是影响黄山市传统村落分布的显著影响因素。
3.2 社会经济因素
(1)经济条件。由于地形地貌、交通条件等区位因素,且有部分少数民族居民的共同影响,黄山市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尤其是绝大部分西部地区,受限于复杂的地形地貌的原因,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较低发阶段。黄山市2019年GDP的增速达9.89%,然而GDP总量却处于安徽省16个地市中倒数第二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从现有统计数据出发,选取传统村落所在县域的人均GDP②、2019年GDP、人口密度三项指标来衡量传统村落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经统计得到表6,用以分析黄山市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传统村落分布之间的关系。由表6可知,在传统村落分布数量较多的地区如歙县、黟县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人口相对密集; 经济相对发达的徽州区、屯溪区传统村落分布少,但其人口密度高的原因是其城镇化程度高,是黄山市经济政治中心。
(2)经济指标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运用SPSS21.0对各个县域的传统村落数量与GDP总量、人均GDP、人口密度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相关性系数(表7)。由表7可知,传统村落与GDP总量和人均GDP呈负相关,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且与人口密度的相关性最高。这说明黄山市经济欠发达地区是传统村落聚集的主要区域,人口密集的区域传统村落分布比较聚集。这可能由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建设活动对传统村落的冲击较少,城镇化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有利于传统村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存。同时当地居民思想保守,传统观念重,为传统文化习俗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保存创造了条件,有利于保留传统村落的地域特色。
3.3 生态环境因素
(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过去25年的快速发展中,我国忽略了环境的承载极限,造成了全国土地质量和生产力的下降,而乡村土地是农业生产和聚落发展等的物质基础和空间支撑,乡村未来的发展必然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24]。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作为生物领域研究成熟的指标,可用作评价乡村土地生态性的关键指标。
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栅格数据导入Arcgis10.4后,利用自然间隔法划分9个等级,与传统村落点数据叠合得到图 10,利用空间连接工具链接栅格和传统村落的点数据,经统计得到表8。由表8可知,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介于0～6.3万元/公顷和19.3～22.1万元/公顷范围内,黄山市传统村落分布的数量最多,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的区间内传统村落分布的数量相对较少。
(2)生态因素相关性分析。运用SPSS21.0对黄山市传统村落数量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相关性系数为-0.700。说明黄山市传统村落的数量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负相关,在生态环境越好的区域,传统村落分布数量越少。这是因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森林覆盖率、水域面积等生态环境指标为因子进行价值调整计算得到,而在传统村落分布聚集的区域,人的活动更加密集,人与环境的关系更加对立,会加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3.4 历史文化因素
(1)徽商文化的发展。徽州地区具备有较高商业价值的茶叶、林木等自然资源,借助便捷的水系运输,许多徽州人白手起家,并迅速发展形成一定规模,到明成化、弘治年间,徽人从商风习已成气候,此后四百余年间,徽商雄踞全国商界。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徽商积累的财富无法继续生产价值,于是形成了“以末致财,以本守土”的社会风气,大量的徽商最终流归故土。通过购置土地、兴建祠堂、营造园林的方式,将商业利润转变为物质景观呈现在聚落之中,使得古徽州传统村落的发展到一个高潮。此时的村落规划选址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堪舆学说、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等传统习俗为核心,形成集美学与适用性于一身的空间组合形式。
(2)徽州地区的地域认同。古希腊建筑规划学者道萨迪亚斯指出“人类聚居是为自身所作出的地域安排,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其主要目的是满足人类生存的需求”[25]228,在这一需求引导下,地域的重要作用在自发过程中凸显出来。而“人-聚落-环境”三者和谐共处才能形成稳定的聚落空间。早期的徽州居民和中原移民定居之后,首要目标是结合在自然环境与自身需求的基础上建屋开基、开垦农田,生产满足生存的生活资料,形成最早的一批徽州聚落。黄山市的先民逐渐适应自然,在当地不断努力改造发展,掌握利用该地各种资源的主动权,随着对这一地域的不断了解熟悉,人们在多个领域取得共识,能够熟练的选择环境,建屋筑舍,协调田地宅院关系,发展生产方式,改善生活模式。然而早期单一有限的村落形式不再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为了获得相应的生存条件,满足日常需要,人们总结先辈经验,适应自然的同时不断地创造有利于自身生存的环境,一个又一个新的聚居点形成,传统的村落通过这种不断的繁衍迁移,逐渐形成具有徽州特色的建筑文化。
(3)徽州村落的发展。徽州村落经历了4个主要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均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图 11)。同时徽州经历了三种类型的人口迁移:一是中原南迁的移民迁入; 二是宦游徽州和士大夫继而举家迁入; 三是内部聚落就近分化。三次大规模的南迁和不计其数的局部迁移,改变着徽州的人口构成比,逐渐成为徽州居民主体; 促进完整的宗族结构和先进的文化成为了徽州先民凝聚的精神脊梁。伴随人口数量的增长,集聚点的饱和充盈,满足不了徽州人的生存与发展,徽州人的首要任务就是中和过剩人口,开辟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集居之所。而宗族祠堂不断设立分支,本族和外姓人口的联姻很大程度地解决了析出人口的去向问题,幅员辽阔的徽州土地上陆续地就近迁移,许多新村落就此诞生。伴随这一迁移发展模式,新的集居点又会拓展规模,开始向另一新聚集点迁移,在这一系列过程,宗族力量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徽州的各个村落、集居地彼此盘根错节,互相联系。随着光阴流逝、时代更迭、社会演变,徽州传统村落的地域布局越发趋于稳定。
(4)徽州村落的文化内核。徽州受中原文化和山越文化影响较深。中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向度,讲究礼制与格局; 主要体现在:布局上多讲究依山傍水,追求统一的条理与秩序感,建筑群高低错落,注重群体组合,与周围环境形成有机整体; 空间尺度的塑造上以人为本,各个空间要素相互融合,体现出人与村落的和谐关系。而徽州地区森林面积广,树木较多,山越文化独特卓越的木构体系则为徽州传统村落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加速了徽州传统村落的繁荣发展; 同时山越文化中祭祀、祈佑、求愿等民俗活动使徽州传统村落兴建祠堂、寺庙,丰富了村落的整体空间,也充实了徽州居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