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原本孤立、封闭的乡村被迅速卷入,这就带来了乡村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变化。颜德如^[1]提出社会转型期间,城乡的二元对立发展使乡村处于边缘化地位,殷民娥^[2]认为城市很容易把农村人口吸引到城市务工或定居,人口尤其是精英群体大量外流,乡村治理主体遭到弱化。再加上传统文化瓦解,方式上以文化治理为软手段和以基层干部和政府为硬手段的常规治理模式失效等问题,乡村治理陷入困境。具体有两点原因:首先是周飞舟^[3]提出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的行为模式由过去的汲取型转变为同农民关系松散的“悬浮型”。其次是李金哲^[4]提出优秀传统文化没有被人们继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未发挥引领作用,导致乡村文化日益庸俗化、功利化,村民无法像以前那样从文化中获得道德的教化,由此,李建兴^[5]认为村干部担任为村民和个人谋求利益的多重角色而难以实现公正,“官”与“民”互信缺失,村民对基层政府的认同大为减弱。

对于这样的情况,许多学者都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刘军奎^[6]提出秉承“村庄本位”的思想、发挥农民的主体性、治理的目标设定于文化之上、超脱单纯的经济物质取向等。冷向明等^[7]提出构建复兴传统和建构法治文化并行的价值导向、能人带动嵌入农民合作的策略以及村民自治有效运行体制的解决措施。近年来涌现的新乡贤,是一群发挥农民主体性的能人,乡村治理主体的代表性人物。新乡贤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身份和表现形式。李宁^[8]认为他们是传统封建时代在政府和底层民众之间发挥承上启下作用的传统乡绅。殷民娥^[2]认为他们是改革开放后谋求村内职位的经济能人。高万芹^[9]认为新乡贤“新”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产生,道德、政治、经济水平较高; 他们既可以是精英,也可以是愿意参与乡村建设的“普通人”的非精英群体。黄粹^[10]提出女性可以作为新乡贤,在乡村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挥作用。这些新乡贤在农村治理中十分重要。谢开勇^[11]等认为新乡贤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源,能产生人力资本的放大效应。杨军^[12]认为他们能够弥补乡村人才短缺的难题。具体来说,李金哲^[3]指出新乡贤能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文化理念,发挥文化对村民的引领作用。李建兴^[5]补充非体制内身份让他们自由为村民服务,弥补现行治理体系的不足,提升乡村公共服务能力。张兴宇等^[13-14]认为他们作为“文化中间人”,能协助村两委承担村务协商、纠纷调解、文教事业及慈善事业等村庄公益性事务,解决村庄“悬浮”治理问题,落实乡村“德治”有效打通农村网格化管理的“下情上达”渠道。

不同学者对新乡贤介入乡村治理的路径看法不一。张英魁^[15]提出新乡贤的回归是为了寻求乡村相对充裕的特色资源,但他们放不下城市生活的便利,选择以两栖或定居的方式进入乡村。姜方炳^[16]认为新乡贤回归是中国人的“报本反始”的精神和地缘身份认同的“套嵌向心”式结构在发挥作用,但政府“招引”下的回归更有效果。因此许汉泽等^[17]提出政府尝试着以吸纳农村的积极人士,如党员、人大代表等,采用精细化、网格化、任务化以及平台化的运作机制与技术治理策略塑造“任务型乡贤”。李传喜等^[18]提出政府动员是新乡贤的动力逻辑,嵌入性治理是其功能逻辑。陈天祥等^[19]也提出新乡贤通过“软嵌入”基层政府,以非正式的软权力系统作用于政治生活。蓝煜昕^[20]认为他们怀着对家乡的感情而选择回乡,更愿意以爱乡、奉献等地方价值作为村民间利益协调和集体行动的规则,借用本土的传统节日和文化场合作为公共平台和议事空间,调动起民间和社区慈善的内生治理资源。文化在新乡贤的介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是张兴宇^[21]提出新乡贤以礼俗一体与礼俗分立的两种文化逻辑作为介入乡村生活的组织方式与文化逻辑,以文化主体的双重认定、日常组织活动的人情“在场”及道德伦理的价值约束作为具体运行机制, 还有彭晓旭^[22]提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和根本途径就是以文化共治实现文化相连,以利益共建促成利益相关,以组织共管推进组织有效,进而激活村民群体的公共精神。新乡贤形成了四种理想介入形态:政府与新乡贤都受益的互益型、辅助政府治理的辅助型、参与乡村利益分配的分利型和参与乡村治理协商的协商型^[23]。

以上研究成果主要辨析了新乡贤的概念,阐述了这一群体如何改变村庄文化、治理结构,看到了他们在乡村治理困境中的作用和独特优势。但它们并没有注意到新乡贤本身具有流动性,以及该特点如何影响他们参与乡村公共生活或治理。

学者们对新乡贤介入乡村治理的讨论,都是基于新乡贤回归农村这一假设之上。然而谢小芹^[24]认为乡村由传统时期“地域性治理”转变为如今的“脱域性治理”,乡村的流动性会给新乡贤的介入带来困难。在农村经济不发达和生活不便利的现实情况下,新乡贤难以长时间回归农村,他们从城市带回来的资源也不一定能够在乡村发挥作用。由此,郑庆杰^[25]认为流动的新乡贤可以基于身份认同和资源优势,通过参与乡村公共物品供给、激活和重构社会网络、建构村落群体认同等方式进行介入。高万芹^[9]提出“不在场乡贤”可以捐资捐物、建议献策的方式作为第三种力量和参与者。针对流动的乡村,学者们提出技术可以赋权治理主体,解决“脱域”的难题。比如何阳等^[26-27]认为技术能够打破时空限制,实现治理场域转换,有助于维系公共事务治理情感色彩,缩减成本,发挥治理协同效应,具有“脱域式”和低成本特征。刘畅等^[28]认为技术吸引主体参与,解决以往数据单一性、滞后性和非科学性等弊端,从而支撑农村治理体系的系统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提高信任水平。胡卫卫等^[29]认为技术赋权打破了基层政府“话语霸权”和草根群众“政治冷漠”的结构性困局,使乡村呈现出由“威权主导”到“互动博弈”的变迁。童志锋^[30]提出将“熟人网络”和“新型传媒”相结合的动员网络来促进集体行动,参与到乡村治理当中。方旭东^[31]提出新媒体与乡村共同体精神的结合,改观了农村传统面对面的议事模式和空心化导致的议事涣散,培育了新乡贤的共同体意识。但这些研究未能综合流动乡村和流动新乡贤的双重背景,仅仅探讨如何用技术驱动解决单方面的流动难题,忽略了村民的文化和心理条件对技术作用发挥的影响。

因此,本文从动员条件和机制两方面构建了新乡贤动员结构的分析框架(图1),试图回应新乡贤如何在双重流动的乡村和新乡贤情境下动员村庄的集体行动。一是剖析村民对村庄的认同和包容新乡贤的心理条件,宗族和敬老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文化条件,以微信群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条件。二是阐述新乡贤如何在技术驱动下搭建动员网络和形成参与式治理模式,以及在村委会的补充和村民的支持下发起集体行动。

图1 新乡贤动员结构的分析框架

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半结构式访谈法是由笔者设计访谈提纲,在找到熟悉的邻居为第一位知情人士后,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法找到另外9位符合要求的F村村民并对其进行了访谈(表1)。参与观察法是笔者连续两年参与并记录F村集体年夜饭活动。F村集体年夜饭活动按照活动需求和人员情况进行了部门和职责的分工,主要分为节目组、后勤部、会务组和安保部,每个部门配备部门主管和人员,部门间相互配合,集体分工如表2所示。

表1 被访者基本情况

表2 部门分工及职责

(1)关系网络的消解与重塑。技术重构流动村庄原本消解的社会网络,新乡贤借助这一场域建立起村民联系,加强了村民感情,为集体行动的发起奠定活动基础。

F村全村约300人,但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实际在村生活的仅80余人,且以老年人和儿童为主。青壮年一般都会选择在外定居,一年甚至几年才会回乡一次。外出的这一代人与留守村内的人因长久不联系而关系疏远,他们的后代更是互不相识。他们受市场经济价值观的影响,彼此间利益导向下的交往普遍存在。这一改变源于科技发展,尤其是以微信为代表的通信工具兴起,使人们远距离沟通成为可能。F村的新乡贤之一,跟随流行趋势建立了一个家族微信群聊。这个微信群聊给村内人提供信息,也给外出村民带来情感慰藉。但随着大量类似微信群聊的建立,原本微信群聊内活跃分子因时间、精力有限慢慢淡出。微信群聊氛围改变的转折点在于被访者1的提议。被访者1虽常年在外定居,但他的乡土情感深厚,对家乡人口外流而导致的人际关系淡漠和后代宗族观念的消失感到惋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他倡导群内的人思考如何真正发挥微信群聊的作用,增加村民交往。这一提议得到了微信群内人的热烈回应,尤其是因在外生活或工作而接触了新科技和新知识的一批年轻人,也就是新乡贤。此次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不仅有常年在外的,也有居住在本村或是离本村较近的城市。这群年轻人在经历了数次思想碰撞和摩擦后,将一个情感交流和功能性作用相结合的微信群正式建立了起来。新乡贤借助技术驱动拓展原有社会网络,或者说技术帮助“失散的网络”恢复乃至重新建构起来,并与本村现实的人际关系网一一对应^[32]。他们利用新媒体的资源整合作用,发起集体年夜饭,结合行动成功后的积极情绪,挖掘与调动村内外现有资源,不断增强村民的成就感和归属感。被访者1提到自己在微信群聊中发起倡议的原因:

因为现在小伙子都出去了。今年要搞多一点热闹热闹,大家可以相互认识认识,有的小伙子出去得早,在外面买房子买得多,现在我的意思是认识认识,活动办得热闹一点大家就可以相互认识,就是这样。一个村子的在外面很多都不认识。

当前乡村建设中,人际关系的恢复是一个重要部分。但在疏离和淡漠常态下,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F村的社会关系交往与网络呈现着断裂的局面,是一个典型的“半熟人社会”和“无主体的熟人社会”。新乡贤先是利用“弱关系”的互联网络把村民们聚合起来,重构起“强关系”的熟人网络,再借用这一网络以最快速度和最低成本发动起了村庄内外资源。由于人情网络、地方性伦理和村社舆论的存在,能够快速地动员熟人社会中的集体行动,社会关系网络的熟人参与提高了村民们接触这一活动的积极性。同时,社会关系网络塑造了村民决策。村民嵌于熟人或亲属关系机制的特定社会网络之中,网络里的互动对村民个人短期内的看法和决定都产生了正面影响。田雄等^[32]提出村庄精英发挥新媒介对村庄资源的整合功能后,塑造并发起村庄事件,使“事件团结”再造村庄生活共同体和推进乡村建设具有可行性。技术驱动是这场集体行动网络动员发生的前提,技术重构村民的社会网络为资源动员打下基础。“强关系”为主的熟人网络中大量同质性资源与以“弱关系”为主的互联网等新型传媒网络的异质性资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使得动员网络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动员大量人参与。

(2)传统文化的去与留。这里传统文化指宗祠文化和敬老文化,在这里讨论它们的去留如何影响集体行动。旧有的宗祠文化为集体行动发起提供了充分的情感基础和场所,新乡贤借此创新了活动的形式和内涵。敬老文化则拓展集体行动的广度和深度。

F村的宗族文化保存较好,宗族观念深入人心。村民们都或多或少受到它们的影响和熏陶。只是近年来村民大多在外地定居,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频率的降低以及村民的价值观受市场经济冲击,宗族情感逐渐变淡,宗族文化流失严重。但原有宗族文化转化为村落共同体文化散布于村落社会体系中,在动员中发挥强大的号召力。比如F村还保留了“还福”、祭祖和正月各村“接太公”“舞龙”等传统性的宗族活动,每家每户也都会出席。宗祠作为宗族文化的代表建筑和物质载体,是彰显子孙能力、承载与延续村民宗族情感的重要表现。宗祠集多功能于一身,一般建在全村的地理中心位置,带有厨房、桌椅等基本设施。它是村民存放共同财产、举办喜丧事酒席、文艺或公益活动、村内行政事务公开与探讨的重要场所。F村于2015年在全村人集资和国家资金的扶持下新修了宗祠,营造出村庄公共空间。新乡贤不仅借助了宗祠这一场所、宗族情感以及活动基础,还利用仪式性的除夕守夜活动与现代性文艺表演活动的延续与发展,创造了集体年夜饭这一新型活动。除夕守夜活动一直保存着,但近年由于村内人外流,参与人数较少,宗祠年久失修和设备不足,原有的文艺表演活动一度中断。不过文艺活动的成功经验对这群新乡贤们来说是一个鼓舞。对村民来说,更是参与新集体活动动力。集体年夜饭这一活动,以其发挥大部分人所长、不论性别和年龄都能参与、增加春节氛围等优势而被新乡贤最终确定下来。接着便是资金问题。F村历来就有全村集资修建宗祠的传统,以往都是由各家根据男丁的人数来确定出资金额,或者以劳动力作为抵偿,再加上村庄共同收入的补贴。但取消农业税后,村庄的共同收入来源较少且单一,仅存资金几乎全用于重建宗祠。于是新乡贤在村内发起了众筹,与以往重修宗祠必须全体村民统一出资规则不同,这次的筹款采取自愿原则,个人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定出资金额。集体年夜饭的场地、人员都不记入成本,所需的只是一些食材上的少量花费,因此大家出资积极性很高,新乡贤很快就完成资金的筹集。年夜饭活动过程中所涉及的一切开销都会由新乡贤们实时公布,剩余钱款自动留到下年集体年夜饭活动举办的经费中。至此,他们依托宗祠这一场所,为举办集体年夜饭的活动做好了人员和物质上的准备,完成了宗祠文化与新乡贤之间的联合与重组。

新乡贤也没有完全抛弃传统农村以老为尊的村庄秩序。虽然他们在活动上起主导作用,但会在重大事项的决策上或者是有争议的时候听取老年人的部分意见,因为有老年人提出的意见会使得活动更具有传统感和仪式感。新乡贤作为年轻人,相较村庄内的老年人对新事物的驾驭和融入现代性的能力更好,更倾向于大众的东西,但在传统文化、传统习俗以及思考问题的全面性上不如老年人。于是,年夜饭活动中除了请老年人吃饭、给老人发红包等,还会安排饭前祭祖环节。老年人和新乡贤在文化上达成互补,完善了集体年夜饭活动。 被访者2和被访者3在提到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差异时说道:

年轻人的也有不足吧,比如想的东西不全。第二,对传统的东西可能不太了解。可能这个就要靠年轻人跟老年人去融合,设法更多地去沟通,既能照顾到年轻人,也能体现老年人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方面。(被访者2)

年长的话他们不会想到重阳节去,因为年长的话可能会想到一些祭祖方面的,他会想得比较多一点。因为他心里面对于整个家族的,还是观念比较好。但是对年轻人的一些像敬老的呀,还有一些这个团圆饭以前是没有的。(被访者3)

(3)村庄的认同与包容。新乡贤在F村都还属于年轻一辈,但村民们仍然选择相信他们。这不仅是因为村民个人对和村庄团聚的渴望,更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村民原本在心理上就已经具备了村庄认同的条件,加上被激发起的宗族观念和价值体系的认同,推动他们都积极参与到集体年夜饭活动当中。

由于村内的年轻人都在外务工,年轻一辈与老一辈的人之间几乎见不上面。但年轻人怀念童年时热闹的村庄氛围,而且村内一直以来的集体活动并不多,春节也比较冷清。这次集体年夜饭活动,为村内人提供了团聚和交流的机会,年长和年轻的人能够在这样的场合里沟通和熟络,增加节日气氛。章友德等^[33]认为行动者对于集体行动的认同是行动者行动意义的来源。正是基于对村庄和年夜饭活动的认同,新乡贤才能动员起村民。

村民们对新乡贤有很强的包容性和接纳度。一是与新乡贤的年龄有密切关系。虽然他们都是年轻人,但也到了能承担责任的年纪。新乡贤的共同特征是:30～45岁且已婚已育,经济基础较好,宗族意识和观念尚存,热心村内公共事务,学习和接受能力较强,但之前几乎都不具备参与村内公共事务的经历和经验。新乡贤几乎都是80后,已经有了家庭和孩子,三十而立的年龄并且能够承担家庭责任的人有说服力。在村庄的人看来,是否结婚和有孩子是一个人成熟与否的分水岭。有婚姻和孩子,才会更有担当和责任感,把村里的事情交给这样的人也比较放心。二是年纪小也是新乡贤的一个优势。村民们看来,年龄过大会阻碍吸收新鲜事物的能力,观念也会比较守旧,这样就很难吸引到其他村民的参与。年轻人由于常年在外,接触了外界的文化熏陶,在创造力和资源拥有上远远超过了老年人,被看作是“开放的”和“好玩的”,可以为村庄带来新的活力。老年人则被认为是“守旧的”和“到了享福的年纪”的群体,不应该再为村庄的事务而操劳。新乡贤在村内的声望、组织活动的经验等却不为村民们所看重,这是因为集体年夜饭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新鲜事物,无论谁来做都避免不了出错,何况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而且这群年轻人迟早都要成为村庄的主力,这也是他们锻炼的一个好机会。再加上相对于传统村落来说,F村自身就是一个有包容性的村庄。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姓独大的村落,容纳着本姓村民的同时还吸引着外姓人。村内除了F姓,其他杂姓各占一半,有J、Z等姓氏。村内辈分的排位因姓氏混杂,不易确定大小,村民多根据年龄长幼互称,辈分尊卑不明显。长辈很少对年轻人进行打压或是否定,不会因为尊卑秩序而排斥年轻人。被访者10说到选择相信年轻人的原因:

年轻人毕竟所有的事都是第一次,肯定会有所欠缺的。但是他的精神面貌的话还是让人感觉比较认可。就是说不管他做得好还是不好,他这个举动会得到群众的全村至少百分之八十九以上的人的认同的。可能就是中间有一些不足之处,这个大家也都是能够理解的。毕竟大家没做过,而且又都年轻,一个小后生。

(1)参与式动员模式。信息技术条件驱动下,F村新乡贤在“二网结合”的动员网络的基础上,形成了由不在场的新乡贤发起,在场的新乡贤具体实行,正式活动时二者共同参与的参与式动员模式。

新乡贤在集体年夜饭中的动员是典型的参与式动员,即参与主体和动员主体在动员过程中并没有严格划分边界,参与主体和动员主体可随时进行角色转化。这是由于大部分新乡贤工作和居住地均在外地,一般春节假期才会回到家乡,而小部分居住在本市市区,能随时回家。一场活动的成功举办需要前期大量时间的实地准备和相关人员动员,这对身居外地的新乡贤来说是极其困难和不现实的。因此寻找这群外在新乡贤的本地“代言人”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由居住在外地的新乡贤,也就是不在场的新乡贤利用动员网络调动现有和潜在资源。本地的新乡贤,也就是在场的新乡贤具体实行活动物资采买、场地与人员安排、流程及内容等各项任务。再由在场的新乡贤和不在场的新乡贤共同参与到年夜饭活动当中,实现人力资源最高效利用。周松青^[34]6把社会动员按照时间先后分为前置动员和运动动员两个阶段,新乡贤在集体年夜饭中的行动也同样符合这两个阶段的划分。在前置动员时期,首先是不在场的新乡贤基于现有资源,成功地运用动员技术和知识成为动员过程中的主体。他们借助传统文化习俗、对宗族和家乡的情感、新媒体的敏锐度以及公众意识,通过村庄内原本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新兴的互联网络的技术驱动,打造出“二网结合”,搭建起了动员网络。这一网络把全村村民都联系到了一起,确保了资源的可调动性。接着他们又因地制宜地敲定了集体年夜饭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不在场的新乡贤由于信息资源丰富,经济上也比较宽裕,能为活动的举办提供资金、技术和创意等方面支持。此时不在场的新乡贤成为动员的主体。在场的新乡贤,他们的收入来源、居住场所、社会关系等都未脱离乡土社会。他们受地方价值观和村民评价的约束,愿意为村庄做出贡献。不在场的新乡贤不仅对村庄的环境和人员更为熟悉,人际关系网更密集,还能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负责村内的事物。由他们负责活动的筹办工作,是一个最恰当的选择。此时,也就是运动动员时期,在场的新乡贤由参与主体转变成动员主体成为活动承办的主要负责人,不在场的新乡贤则成为外援力量,作为参与主体投入到集体行动中。在活动正式举办时期,在场的新乡贤和不在场的新乡贤都会共同参与到其中。参与主体和动员主体二者根据其能力、所拥有资源、时间等因素,在不同动员阶段进行了适时的角色转换,确保最大化利用动员资源。

这种角色转换模式是对新乡贤主体构成单1 回归难且流失严重等问题的一个很好回应。该模式有三点优势:一是丰富新乡贤的构成主体,将在场和不在场型的新乡贤补位到乡村建设中。不同类型的新乡贤各有优势和不足,单一地强调某一种类型的主体作用并不利于乡村内原本就有限的资源的利用。将各类型新乡贤的优劣互补,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二是能改善不在场新乡贤大多长居外地、与村民联系不紧密的现状,弥补他们在村内号召力、挖掘村庄活力不足的困境。三是减少新乡贤的流失。由于目前我国并没有完整的发掘和培育新乡贤的政策措施或激励举措,导致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很容易出现偶然性和间接性。而F村的这种模式集动员和参与于一体,使得有持续不断的新乡贤能够参与进来,并且在集体行动的过程中比较容易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新乡贤自发、创造性地形成了动员结构,可以成为当前人口流失下乡村治理困境突破口。被访者2提到采取这一模式的原因:

一般的话这种可能一呢是时间比较充裕的人,这是一个。因为你不能说工作比较繁杂的人去办,他也做不了这个事情。因为毕竟在外地,要做这个事情的话,肯定是在年前提前一个月就要去准备了。就是说如果是工作特别忙的话一般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像类似于这种职业或者是做商人这块,做生意的。他就是时间比较充裕,能自己去调节的嘛。

(2)村民和村委会的支持与补充。新乡贤能利用信息技术来获得村民在人力和资源上的支持,村委会则提高了新乡贤在村庄的可信度,也弥补了技术动员覆盖范围的不足。

新乡贤发起的集体年夜饭活动中,需要更多的村民在人力上和活动的准备上提供支持。新乡贤通过微信群重新建立起村民关系网络,也通过这一网络收集到了村民的各项信息,进而合理地对村民分工,协助年夜饭活动开展。活动的各个部门的设立正是基于此,部门主管人员的选拔来自新乡贤对村民信息的收集和判断。比如新乡贤会根据村民的职业、特长和爱好来安排活动任务。被访者1就提到通过微信群聊了解村民的特长和优势,以便于安排分工:

有的人会根据自己的专长来做。像我们2016年的那个航拍,还有一些文字设置方面。有个年轻人就这方面是擅长的。因为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嘛。像我们一般的像其他人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配合来去做这方面的。因为就是说每个人的分工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大家都通过微信群知道你在外面是做什么的,另外的人是做什么的。(被访者1)

F村长期以来也没有产生族长或者类似族长角色的人,村内事务多采用集体协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民主气氛浓厚。新乡贤们正是在这种民主治村的氛围中寻求到正式力量——村委会的支持。这来自一个关键的中间人——村干部。(被访者4)。

该名村干部也是最先一批加入微信群聊的村民,通过微信群聊与村民联络感情,发布相关行政事务的通知。每当外出务工或定居的村民无法回村处理事情的时候,便会委托她代办,她在村内的人缘和名声都比较好。在新乡贤提出要举办集体年夜饭活动后,她积极联络了新乡贤中的带头人和村长,一同协商后敲定了活动具体事宜。最终他们决定村委会提供场地和设备,利用村委会在村内的威望,动员村民参与。同时,村干部积极协助并监督资金的筹集与使用。新乡贤动员的物质基础便来源于此。只有获得了村委会的认可,才能合理和合规地使用宗祠、桌椅等公共物品,基本保障集体活动举办的物质准备。有了村委会的背书,村民们提升了对新乡贤的信任度。同时,微信群聊虽然能够联系到大部分的村民,但其动员范围局限于年轻的群体,没有包括一些不会使用新科技或者文化水平较低的村民。村干部掌握着村民的一手资料和信息,快速地向所有人传达了村内公共事务。

在老年人的建议下,新乡贤利用这一活动传承和延续传统美德,尤其是尊老、敬老传统。原来村干部会把集体经济取得的收入向村内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红包、礼品等,但这些都局限于集体收入较好的年份,并不具备持续性。新乡贤们经过讨论后决定:在中秋节和重阳节由微信群聊内人员自愿出资,居住本村或离本村较近的村民出力,在村委会的领导下为老人们办一场丰盛宴席,还请戏班子做专场演出。每逢村内有老人去世,新乡贤还会购买花圈,派在家的代表或村干部送上。从集体年夜饭活动拓展到中秋、重阳节的敬老活动,可以说是活动形式上的纵向延伸。

新乡贤作为外部嵌入主体,能够通过技术驱动连接起村民,促成与村委会的“合谋”,实现内部资源的整合,成功动员起集体行动,健全了基层自治。村委会的支持,使得新乡贤既能够快速、高效地动员起村庄内外的村民,又能够借用村庄公共品为集体活动的开展提供物质资源和村民动员。更关键的是,这还在新乡贤们因客观原因暂时退出动员主体这一角色后,充当后备军和实践者,及时补位到新的集体行动中,维持动员模式运转。基层政府与新乡贤们形成了资源共享和交换的互惠关系。胡卫卫^[35]针对后农业税时代乡镇基层政权的“悬浮”状况,提出以外部嵌入与内生整合为指向,嵌入外部力量,健全村民基层自治能达到良好的效果。新乡贤一方面能够借助村委会的权威和资源“合法地”、快速与高效地进入村庄治理的领域中,最大程度上实现了组织目标。另一方面村委会也能够通过新乡贤提升管理和治理村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