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1],这既道出了我国经济当前的短板弱项,也指明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因此可以从经济发展的总量速度与稳定性、驱动力量、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四个方面来反映经济的牵引性。

(1)经济总量、增速与稳定性。高质量发展阶段不是不要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以经济总量的增加为基本前提,不是不要经济增速而是强调把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之内。因此,具体指标的选定要能反映经济总量、经济增速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等,选用的测度数据有:①经济总量:地区生产总值(GR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②经济增速: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③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2)驱动力量。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的驱动力量就是要从传统的廉价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转向人力资本、科技创新、深化改革、对外开放和消费升级等方面,选用的测度数据是:①人力资本:R&D人员全时当量、R&D人员数量; ②科技创新:R&D经费投入强度、每万R&D人员国内三种专利授权数、技术市场成交额/GRP; ③深化改革。营商环境指数,数据参照《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0》^[15]11; ④对外开放:货物进出口总额/GRP、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GRP、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GRP; ⑤消费升级:恩格尔系数、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比。

(3)发展方式。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式正在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16],并着力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发展方式的转变可以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绿色发展三个方面进行衡量,选用的测度数据是:①质量变革:商标品牌发展指数,数据参照《中国商标品牌发展指数(2020)》^[17]7-8; ②效率变革:技术市场成交额/R&D经费内部支出、GRP/就业人数、GRP/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③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指数,数据参照《2019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17]8。

(4)经济结构。我国“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18]245,目的就是要实现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重大比例关系协调和各地区之间空间布局优化,推动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因此可以从重大比例关系调整、空间布局优化、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三个方面来衡量,各自选用的测度数据是:①重大比例关系调整: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②空间布局优化:二元对比系数、年末城镇人口比重; ③产业链再造:高新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GRP、高技术产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占比、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数据参照《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19》^[19]87-95)。

笔者认为,公平性指标应当从硬件、软件以及重点问题着手,即从基础设施便利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乡村振兴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发展的公平性。

(1)基础设施便利化。本研究仅从涉及民生的交通、城市市政和通信三个方面考虑,各自选用的测度数据是:①交通:城市人均道路面积、城市每万人公共汽电车数量; ②城市市政:城市排水管道长度/城市建成区面积、城市每万人公共厕所数量; ③通信:每万人移动电话基站数量、人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2)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就业、基本社会保险、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和收入分配等方面进行衡量,各自选用的测度数据是:①收入分配:城乡居民收入比、工资性收入占比、财产性收入占比; ②教育: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占比、生均义务教育经费、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平均在校生数; ③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 ④基本社会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⑤医疗卫生: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量、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量; ⑥文化体育: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每十万人口群众文化机构数量。

(3)乡村振兴。我国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摆脱了绝对贫困问题,但乡村振兴依然是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20],指标设置借鉴脱贫攻坚中与乡村振兴相关的标准,从收入、医疗教育住房和相对贫困治理等方面反映,各自选用的测度数据是:①收入: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②医疗教育住房: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的农户比重、所在自然村上小学便利的农户比重、使用经过净化处理自来水的农户比重、居住竹草土坯房的农户比重; ③相对贫困治理:贫困发生率。

安全性指标的构建就是要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风险和危机进行测度。本文从重大经济风险、安全生产和经济利益诉求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发展的安全性。

(1)重大经济风险。当前我国经济安全以“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21]和经受各种外来冲击为主,因此可以从财政、金融、房地产、自然灾害、贸易摩擦等方面反映,各自选用的测度数据是:①财政风险:债务付息支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②金融风险:金融业增加值/GRP、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交易所市场债券发行额/GRP; ③房地产风险:房地产业增加值/GRP,房地产开发企业资产负债率、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成交价款/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④贸易风险:最大贸易国进出口总额占比; ⑤自然灾害风险: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GRP。

(2)安全生产。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发展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22]365。目前从经济高质量发展角度考虑安全生产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从生产事故方面考虑,选用每亿元GRP当期认定工伤人数、每十亿元GRP当期认定因公死亡人数两个数据进行反映。

(3)经济利益诉求。经济活动中各方利益的诉求不尽相同,任何一方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均会出现纠纷。因此,可以从劳动仲裁、争议调节等情况入手,选取每亿元GRP劳动争议受理案件数量和每个基层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受理劳动争议件数两个数据进行反映。

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表1中指标方向为正,数据越大越好; 指标方向为负,数据越小越好。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0》、各省份统计年鉴和各行业统计年鉴,详细情况见表1。其中天津、海南、内蒙古各缺失1个,新疆缺失3个,西藏缺失4个,缺失数据均按照原始数据的平均值计算。

由于本指标体系涵盖全国所有省份地区,且样本数据翔实,故采用熵值法。为弥补熵值法的缺点,采用专家打分法和熵值法组合赋权确定指标权重。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第一步,构造原始数据矩阵

其中x_ij为矩阵X中第i个省份中第j个测度数据的值,共有m个省份n个测度数据。

表1 中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第二步,使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指标值矩阵Y:max(x_ij)、min(x_ij)分别是x_i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式中,x_ij为正向指标。

式中,x_ij为负向指标。

第三步,计算指标值比重,得到矩阵P:

第四步,计算指标值的信息熵,得到信息熵的向量E=(e₁,e₂,…,e_n):

若p_ij=0,则lim_pij→0p_i·lnp_ij=0

第五步,计算指标值的权重,得到权重向量W_EWM=(w₁,w₂,…,w_n):

则组合权重向量

式中,W_Z是专家打分赋予的权重。

得到组合权重后,建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加权矩阵R=WY,采用加权和法计算最终结果(表2)。

图1为全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排名。由图1可知,北京、广东和江苏分别以0.640 5、0.591 3和0.550 6位居第一至第三名,山西、甘肃和广西位居后3名。全国31个省区仅有5个省市高于0.5分,其余26个省(区、市)低于0.5分,整体发展质量不高。

图1 中国省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得分情况

计算全部省份总分平均值是0.385 1,标准差是0.092 8,以0.477 9(平均值与标准差之和)、0.385 1(平均值)、0.292 3(平均值与标准差之差)三个节点将所有省份经济发展质量划分为四组:总分大于0.477 9的为一组,认定为经济发展质量高; 总分位于0.477 9～0.385 1的为一组,经济发展质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认定为经济发展质量较高; 总分位于0.385 1～0.292 3的为一组,经济发展质量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认定为经济发展质量较低; 小于0.292 3的为一组,认定为经济发展质量低。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情况见表3。

表2 中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各省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区域隶属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情况划分。可见,发展质量高的省份仅有5个,总分均超过0.5分,约占全国数量的16%,但发展质量约占全国的24%,且均位于东部地区,北京是唯一一个超过0.6的省级单位,总分遥遥领先,广东紧随其后,总分0.591 3,江苏、上海和浙江相互之间差距较小,居第三至第五名; 发展质量较高的有4个省份,数量约占全国的13%,发展质量约占全国的14%,其中天津、福建、山东均超过0.4分,空间上均位于东部地区,较高水平中仅有湖北属于中部地区,也是中部地区发展质量最高,唯一进入较高水平的省份,但总分仅略高于全国平均值,与天津、福建和山东差距不小; 发展质量较低的省份有19个,数量约占全国的61%,发展质量不到全国的55%,19个省份包括东部地区的海南和河北,中部地区的安徽、河南、江西和湖南,西部地区除广西和甘肃外的全部省区,以及整个东北地区,值得一提的是重庆虽然总分大于0.38,但略小于平均值,因此仅处于较低水平,重庆未能处于较高水平致使整个西部地区无一省份处于高和较高水平; 发展质量低的有3个省份,数量不到全国的10%,发展质量约占全国的7%,包括广西、甘肃和山西,均位于中西部地区。

表3 经济发展质量地区分布

为进一步深入分析经济高质量的具体情况,从各级指标入手分析各省份的发展情况。

(1)经济发展的牵引性。按照经济发展的牵引性排名,得到图2。由图2可知,广东和北京得分均超过0.3分,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 江苏和上海得分均超过0.25分,位居第三至第四名; 西藏、青海和山西位于后三名。整体上看,牵引性指标差异性较大。

图2 经济发展的牵引性得分情况

从二级指标看,经济发展的总量速度和稳定性得分差距相对而言不大,驱动力量、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3项指标得分差异性较大,且绝大多数省份此3项指标得分较低,是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软肋。在驱动力量、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得分较高的省份,整体得分就高。牵引性得分最高的广东在驱动力量上位居第二,在经济结构上位居第一; 牵引性得分第二的北京在驱动力量和发展方式两项指标上均位居第一。西藏自治区虽然有4项测度数据按照平均分计算,但依然排名最后一名,说明对缺失数据的平均处理并没有影响整体评价结果,也反映出西藏在驱动力量、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三级指标看,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方面,5个四级指标中西藏有4个得分为最后一名;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和研发人员数量得分最高的广东(0.027 9、0.026 3)是绝大多数省份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是青海(0.000 13、0.000 16)和海南(分别得分0.000 25、0.000 28)的近百倍; 研发投入强度得分最高的北京(0.017 4)是新疆(0.000 63)的20余倍。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重要途径,依然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方面,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得分黑龙江和海南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也是仅有的超过0.01的两个省份,其余省份得分均不足黑龙江的一半,说明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投入较大,产出普遍较低,上海和北京地幅较小,第一产业增加值均占比不足0.5%,虽然城镇化率较高超过了80%,但依然存在大量农业人口,导致排名倒数第一和第二; 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得分贵州排名第一,广西排名第二,甘肃排名最后,非农产业发展效率最低,亟待提升; 二元对比系数中黑龙江、海南得分最高,但均未达到发达国家标准,说明我国经济结构二元强度较大,“三农”问题是全国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各省份差异性较大,得分最高的广东是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的数十倍,差距十分明显。

(2)经济发展的公平性。图3为经济发展的公平性排名。由图3可知,北京、浙江、江苏和上海分别位居第一至第四名,黑龙江、云南和广西位居后三名。整体上看,公平性指标差异性一般。

图3 经济发展的公平性得分情况

从二级指标看,基础设施方面,浙江是唯一超过0.05分的省份,排名第一,江苏以0.046 8位居第二,北京和青海并列第三,均得分0.045 2,西藏以0.043 1分位居第四名,说明我国在基础设施便利化方面对经济发展牵引性较差的省份和地区投入较大,黑龙江、吉林、湖北和辽宁分属后四名,需要进一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除去北京得分超过0.1外,最高的上海(0.084 3)与最低的云南(0.055 9)差距不大,说明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较高。乡村振兴指标得分差异性较大,得分最高的上海(0.074 4)是得分最低的西藏(0.018 9)3.9倍多。上海、浙江、北京、天津、江苏、广东等经济牵引性较强的省份能够在乡村振兴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提供更多的机会,因而总体情况较好。我国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消除了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成绩来之不易,但乡村振兴差距较大,后续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3)经济发展的安全性。按照经济发展的安全性排名,得到图4。西藏是唯一得分超过0.1的省份,高居第一。整体上看,安全性指标差异性较小,主要原因与安全性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占比不足20%有关,但是相互之间的差距依然明显。

从二级指标看,西藏、上海和重庆在重大经济风险方面分居第一至第三名,西藏以0.091 5的绝对优势远远超过上海的0.073 2和重庆的0.069 4,天津、青海和吉林位于后3名,上海和重庆排名靠前说明在保持经济牵引性的同时并没有必然地出现高负债、高杠杆等不良现象,青海和吉林排名靠后说明高负债和高杠杆也不必然牵引经济快速发展; 安全生产方面,湖北、北京和海南分别以0.020 4、0.019 9和0.019 6位居前三名,河北、山西和宁夏位居后三名; 经济利益诉求方面,青海、山西、江西位居前三名,天津、北京和黑龙江分别位居后三名。

从测度数据看,青海债务付息支出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最高,得分最低; 甘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最高,得分最低; 安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成交价款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值最高,得分最低,说明以上省份在相应测度数据中风险最大,处于全国最后一名。西藏在此三项得分均处于前三名。从当前情况看,经济发展的安全性依然不容乐观,黑龙江、新疆最大贸易国进出口总额占比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对外贸易依赖性十分严重; 全国各省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产负债率依然普遍较高,仅有上海和黑龙江两个省份相对较低,得分位居第一和第二,负债率最高的青海和山西,接近90%,得分最低,位居倒数第一和第二,风险不可谓不大。特别是大型国企永煤控股“发行的10亿元270天期超短融‘20永煤SCP003'本应于2020年11月10日兑付本息,但公司未能按期筹措足额兑付资金,不能按期足额偿付本息,构成实质性违约”^[23],给市场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

图4 经济发展的安全性得分情况

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的不断深化要求构建更加完善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越完善越能准确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研究在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更加完善的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和专家打分法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对2019年全国31个省份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整体水平不高。仅有北京、广东、江苏、上海和浙江高于0.5分,其余均低于0.5分。

(2)省际之间、地区之间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东部明显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东部地区只有海南和河北处于较低水平,其余均处在较高水平和高水平; 中部6省中湖北处于较高水平,山西处于低水平,其余4省均处于较低水平; 西部地区除广西、甘肃处于低水平外,其余10省区处于较低水平; 东北地区全部处于较低水平。

(3)牵引经济发展的因素中,全国普遍存在驱动力量较弱、发展方式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4)经济发展的公平性中,基础设施便利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国情况普遍较好,但“三农”问题较为突出,乡村振兴是全国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5)经济发展的安全性不容乐观,财政付息偏高、房企负债偏高等重大经济风险成为经济安全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1)牵引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紧紧瞄准国家功能定位。国家对某一地区的功能定位是站在全国发展大局以宽广的视野对某一地区的规划,背后有着深刻的国家考量,是所有地区谋划经济发展时必须放在第一位的遵循。国家在区域发展上总体划分了重点开发地区、能源资源地区、生态脆弱地区三类地区,提出了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的国家战略,确定了城市群、国家中心城市等,并且发布了对应的方案。各省份、地区谋划自身发展一方面要清晰明确定位,认真学习研究国家发布的各种发展战略,对号入座,找准位置。另一方面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人、财、物向国家功能定位聚焦,想尽一切办法为实现国家功能定位努力奋斗,每一个地区实现了国家功能定位,整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就迈出了坚实的步伐。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对海南的发展进行了战略谋划和精准定位,海南的高质量发展有了战略牵引和明确目标。海南省在协调推进各方面工作的同时,要将重心聚焦在自由贸易港建设上,发挥聪明才智为实现这一国家定位不断努力。

(2)实现经济发展的公平性要着力解决乡村振兴问题。“三农”问题是所有省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普遍短板,新发展阶段,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如何实现乡村振兴,确保农业持续发展、农村持续兴旺、农民持续增收是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所有地区特别是农业占比较大、农民人数较多的地区应当把乡村振兴作为重点问题进行研究解决,找到一条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全国做出样板,总结经验加以推广,造福全体农民。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此文件将推动我国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进一大步,乡村振兴必然成为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过程中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3)确保经济发展稳中求进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像对待新发展理念一样对待经济安全发展,把经济安全作为经济发展工作的基本遵循,在谋划工作时渗透其中,在开展工作时贯穿其中,牢牢守住经济发展的红线和底线,把经济发展稳定在合理区间,不留隐患,不触雷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念,摒弃只要政绩不管风险的模式和思维。设立经济安全发展的警戒线,在国家层面设计重大关键领域的安全警戒线,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建立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风险的体制机制,作为常态化工作的一部分,解决“灰犀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