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人类功能多样化的聚落形态,在一定时期内空间规模是有限的,而城市功能发展对空间的需求却始终在不断增长,这必然使各种功能在城市内部形成对特定空间的竞争。隋唐长安城(隋代称大兴城,唐代改称长安城)是隋文帝营建的一座新都,也是隋唐时期最重要的佛教中心,城内佛寺林立,信徒众多,有“佛教都市”之称^[1]14。然而,我们在翻检《长安志》和《唐两京城坊考》等文献时,却发现关于某坊“隋有××寺,大业七年废”、“隋有××寺,大业中废”、“隋有××寺,大业、武德中废”的记载,多达数十处,这说明大业年间大兴城曾进行过融并佛寺的活动。那么,大业年间大兴城融并佛寺的具体情况怎样?原因又是什么?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很少。中村元^[2]201、龚国强^[3]59曾对大业年间并废佛寺的原因做过分析,王亚荣^[4]、辛德勇^[5]、景亚鹂等^[6]117-128在对隋大兴城坊内佛寺进行考证时,简单罗列了大业年间大兴城各坊内佛寺的并废。刘兴成的《大业七年隋炀帝废大兴城佛寺研究》一文^[7]是目前关于此问题唯一的专题研究,但仍有一些问题未能理清。故笔者不揣浅陋,拟从城市空间竞争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并进一步对隋唐长安城佛寺与宅第的空间竞争和城市空间治理进行探讨,求教于方家。

关于隋大业年间大兴城融并佛寺的情况,《隋书》等正史中均无记载,仅在《续高僧传》《法苑珠林》《佛祖统纪》《长安志》和《唐两京城坊考》等史籍中略有涉及。但通过对有限文献记载的认真梳理,我们仍可勾勒出此次融并佛寺的时空特征。

据文献记载,大兴城融并佛寺的活动始于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佛祖统纪》记载:“(大业)五年,诏天下僧徒无德业者,并令罢道,寺院准僧量留,余并毁拆。”诏令下达后,引起寺僧们的强烈抵制,结果“诏下而不行”^[8]903。实际上,融并佛寺的诏令在大兴城及附近地区是得到了执行的。如《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隋扶风岐山南有成宝寺,大业五年因“僧不满五十人”而并入京师宝昌寺^[9]406; 《法苑珠林》亦载:开皇中,沙门法藏在洛交县造佛寺一所,大业五年“奉敕融并寺塔,送州大寺”^[10]601。融并佛寺的活动主要是从大业七年(611年)开始在大兴城内进行,共有35所佛寺被并废^①。

关于大兴城融并佛寺的时间,传世文献的记载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大业七年融并诸寺。据《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的记载统计,大业七年并废佛寺共22所,占并废佛寺总数的62.86%。光福坊“隋有圣敬寺,大业七年废”^[11]259; 永昌坊“隋末有仁法寺,大业七年废”^[11]274; 永宁坊“隋有明觉寺,大业七年废”^[11]283; 昭国坊本名中国坊,“隋有香海寺,大业七年废”^[11]285; 进昌坊隋有兴道寺“大业七年废”^[11]287; 安兴坊“隋有总化寺,大业七年废”^[11]288; 修华坊“隋有通法寺,大业七年废”^[11]294; 此外,道政坊护持寺、立政坊弘化寺、兴化坊成道寺、颁政坊惠云、澄觉二寺、延寿坊惠觉寺、光德坊常法寺、延康坊明轮寺、延福坊神通寺、金城坊释梵、法众二寺、怀远坊法宝寺、长寿坊愿力寺、群贤坊法身、宝王二寺等也都是废于大业七年。第二,大业中融并诸寺。这些佛寺并废的时间并不十分明确,仅记“大业中废”,共有6所。史载,永兴坊“隋有善果寺,大业中废”^[11]274,靖安坊崇敬僧寺和居德坊依法、宝岸、凝观三寺亦都为“大业中废”^[11]266,341。醴泉坊救度寺,《长安志》本记为“大业、武德中废^[11]337,但《续高僧传·释洪满传》记载:洪满和尚开皇初出家为僧,住救度寺,“大业融并,入居法海寺”^[12]1072,故知救度寺亦是并废于大业中。第三,大业、武德中融并诸寺。属于这种情况的佛寺共有7所。史载,唐长安布政坊本名隆政坊,隋代有明法、道觉二寺,皆是“大业、武德中并废”^[11]329; 崇贤坊“隋有缘觉、融觉、贤觉三寺,并大业、武德中废”^[11]332。醴泉坊光宝寺亦并废于大业、武德中^[11]337。永乐坊宝胜寺,《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并未记载其并废时间,王亚荣先生推测其“隋末废”^[4]48,但并无实证; 《长安志》卷七“永乐坊”条记载:清都观本在永兴坊,“武德初徙于此地,本隋宝胜寺”^[11]264,由此得知宝胜寺在武德初徙观之前已废,将宝胜寺并废时间定在大业、武德间似更为妥当。此外,还有一些佛寺并废的时间史无明载,也无从推测。如曲池坊隋有天宝寺,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于其地置建福寺^[11]295,仅可推知天宝寺在此之前已废; 宣义坊“隋有应法、宝积二寺,并废”^[11]319; 安定坊隋有律藏寺,唐时将永兴坊的太原寺迁徙至此处,咸亨三年(672年)改称福林寺^[11]335,律藏寺不知废于何时。

时间和空间是一切事物真实存在的外在构架^[13]54。大业年间,大兴城融并佛寺的空间分布具有比较明显的特征。

从大兴城整体来看,以朱雀门街为界,大兴城外郭分为东、西两部分,融并佛寺的分布是“西多东少”。街西诸坊中大业七年并废的佛寺有兴化坊的成道寺、颁政坊的惠云、澄觉二寺、延寿坊的惠觉寺、光德坊的常法寺、延康坊的明轮寺、延福坊的神通寺、金城坊的释梵、法众二寺、怀远坊的法宝寺、广恩坊的愿力寺、群贤坊的法身、宝王二寺等13所,大业中并废的佛寺有醴泉坊的救度寺、居德坊的依法、宝岸、凝观等4所,大业、武德之间并废的佛寺有隆政坊的明法、道觉二寺、崇贤坊的缘觉、融觉、贤觉三寺和醴泉坊的光宝寺等6所,共计23所佛寺; 街东诸坊中大业七年并废的佛寺有光福坊之圣敬寺、永昌坊之仁法寺、永宁坊之明觉寺、显国坊之香海寺、进昌坊之兴道寺、安兴坊之总化寺、修华坊之通法寺、道政坊之护持寺、立政坊之弘化寺等9所,大业中并废的佛寺有永兴坊之善果寺、靖安坊之崇敬寺等2所,大业、武德之间并废的佛寺有永乐坊之宝胜寺1所,共计12所,街东与街西的比例为1:1.9,融并佛寺的近2/3分布在街西。

从街东与街西的局部分布来看,融并佛寺的分布呈现出“西聚东疏”的特点(图1)。街西并废佛寺主要分布在西、北部靠近皇城和利人市周围的金城、颁政、居德、醴泉、隆政、群贤、延寿、光德、延康、兴化、崇贤、延福、怀远、广恩诸坊中,分布相对集中; 而街东并废诸寺分布在外郭城东北的永昌、永兴、安兴三坊和中部的光福、永乐、靖安、永宁四坊以及东南部的显国、修华、进昌、立政四坊,分布较为分散稀疏,无明显的规律。

图1 隋大业年间大兴城融并佛寺分布

对于大业年间大兴城融并佛寺的起因,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日本学者中村元结合当时隋炀帝征高丽的历史背景,认为隋炀帝“融并寺塔”的原因是征伐高丽之前从寺院中征取兵源^[2]201。龚国强赞成此说^[3]59。刘兴成^[7]则认为,这一说法纯属推测,不足为信,隋炀帝废佛寺的真正原因是由礼敬问题引起的皇权与佛教之间的矛盾。但这种说法仍无法解释一些问题。如:佛教僧侣的礼敬问题从魏晋以来,随着佛教僧团的不断壮大就已经出现了,为何在隋炀帝之前没有发生融并佛寺?又如大业年间并废佛寺为什么只在大兴城进行,洛阳等其他城市为何没有类似的情况?史载,隋炀帝要求僧道礼敬王者是在大业三年^②,而融并佛寺的诏令是在大业五年发布的,实际开始更是在七年,前后相距二到三年,二者之间并无确切的联系。虽然佛教的“唯佛独尊”与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权至高无上观念有冲突,但从文献记载来看这并未引起隋炀帝与佛教的矛盾; 而且由于隋炀帝特殊的家庭成长背景,他对佛教是比较崇信的,在其即位前后,兴建寺塔、翻译佛经、广度僧尼,大力崇佛,与一些佛教高僧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融并佛寺前的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有诏“天下州郡七日行道,总度千僧”,并且亲自撰写愿文曰:“菩萨戒弟子皇帝杨总持,稽首和南十方诸佛,愿以度人出家功德,普为有顶、无间清净罪垢,同至菩提。”^[8]903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又敕招益州福成寺僧人道基“对扬玄论,允塞天心”^[12]476; 大业六年(610年),天台山国清寺僧智璪前往扬州参谒隋炀帝,隋炀帝遣给事侍郎许善心送其还山,并为智者禅师设千僧斋,度百人出家,施寺物千段,又召蒲州仁寿寺僧普明入住大兴城大禅定寺,“止十八夏,名预上班,学功所位,四事既备,不阙二严”^[12]779。可见,礼敬问题并未导致隋炀帝与佛教的矛盾激化,他与佛教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大业年间大兴城融并佛寺的根本原因并非皇权与佛教的矛盾,而是另有其因。

由于隋文帝对佛教的崇信,开皇、仁寿年间,大兴城内的佛寺急速扩张。大兴城是开皇初隋文帝下诏营建的新都,建成之初人口稀少,隋文帝以“京城南面阔远,恐竟虚耗”,一方面,使诸皇子皆于“南郭立第”^[14]54; 另一方面,在外郭诸坊内广置佛寺。《长安志》卷十“颁政坊”条记载:迁都之初,隋文帝于朝堂出寺额一百二十枚,下制曰:“有能修造,便任取之。”^[11]328同时,下诏修复北周武帝灭佛时所废佛寺,京兆太守苏威奉敕,“于京城之内,选形胜之地,安置伽蓝”^[9]508。在隋文帝的倡导下,大兴城内高官显贵舍宅为寺成风。如:熙光坊南门东的真寂寺是开皇三年(583年)尚书左仆射高熲奏请舍宅所立,此坊西北隅又有高熲妻贺拔氏舍别第所立积善尼寺; 居德坊普集寺,是开皇七年(587年)开府仪同三司鲜于遵义舍宅所立; 群贤坊东南有真心尼寺,为宦者仪同三司宋祥于开皇八年(588年)舍宅所立,东北真化尼寺是开皇十年(590年)冀州刺史冯腊舍宅所立; 弘化坊东北本有长安令屈突盖宅,开皇十年邑人张绪市之立为寺^[11]340-342; 甚至有虔诚的佛教信徒不惜舍家立寺,隋文帝出寺额于朝堂之时,颁政坊人田通虽孤贫,“唯有环堵之室”,仍诣阙“请额而还,置于所居”,舍宅为建法尼寺^[11]328-329。在隋文帝的大力倡导和城市各阶层居民的积极参与下,大兴城内的佛寺急剧增加,“京城内,无问宽狭,有僧行处皆许立事,并得公名”^[9]508。

关于大兴城内佛寺的具体数目,《两京新记》记载:大业初,大兴城有寺一百二十^[14]13。今人统计的数目则由于所掌握资料的多寡而有所不同。辛德勇^[5]列出隋大兴城佛寺114所; 龚国强^[3]49-59根据《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等材料,辑出隋大兴城内佛寺共有113所,其中大部分都兴建于隋文帝统治时期和大业初; 景亚鹂等^[6]117-128则从文献中检得大兴城内佛寺116所,王亚荣^[4]亦统计出佛寺116所; 介永强^[15]376-382在王文的基础上,根据《续高僧传》检索新获隋大兴城中有宝光寺、旌善寺、仁觉寺、妙象寺、南顿寺、香台寺、因圣寺、弘济寺、经藏寺、随法寺、沙门寺、转轮寺等12所佛寺,佛寺总数达到128所,并且指出:隋文帝所出“寺额一百二十枚”只是官方计划在大兴城内修造的佛寺,不包括民间在城内修造的佛教寺院,也不包括后来隋炀帝时期在大兴城内兴建的佛寺,所以隋都大兴城内的佛寺不止120座,也不限于目前所知的128座。这些数据表明从开皇初到大业中短短的二十余年,大兴城内的佛寺迅速增长。大兴城内的佛寺不仅数量多,而且占地面积也大。如大兴善寺占据靖善一坊之地^[11]259; 禅定寺其地本是宇文弼别馆,仁寿三年(603年),隋文帝为独孤皇后改立为寺,此寺不仅占据永阳坊东半部,而且其北的和平坊东半部也筑入此寺; 永阳坊、和平坊西半部则为大业初隋炀帝所建的大禅定寺^[11]343-344。《历代三宝记》记载:大兴城内“伽蓝郁跱,兼绮错于城隍; 幡盖腾飞,更庄严于国界。法堂佛殿,既等天宫”^{[16]卷十二}。可见,大兴城佛寺规模之大。佛寺数量的激增和规模的扩大,必然挤占有限的城市空间。

自隋初至大业中,由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大兴城人口也快速增长。《隋书·食货志》载:“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17]681据研究,隋文帝统治时期,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15‰^[18]488,至大业五年(609年)人口总数达到隋代极盛^③。大量移民的迁入也使大兴城人口急剧增加。隋平陈后,陈后主与嫔妃、公主及王公百司被押至大兴城,“自后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隋文帝“分京城人宅以俟”^[19]309。如宣华夫人陈氏本为陈宣帝之女,被俘至大兴城配没掖庭; 容华夫人蔡氏本为丹阳人,亦在陈亡后进入隋宫^{[17]1110-1111}; 吴兴沈君道本仕陈为吏部侍郎,陈灭后,“家于长安”,被皇太子杨勇引署为学士^[17]1513; 虞世南本为越州余姚人,陈亡后,与其兄世基“同入长安”^{[20]2565-2566}。大兴城作为都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吸引着大量全国各地希望进入仕途的文人士子。《通典·选举》就记载:“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21]417皇甫诞本安定著姓,开皇年间“徙居京兆万年”,后为并州总管府司马^[20]2384。此外,大兴城还有不少未入版籍、不归郡县管理的“特殊人口”,这些人口主要包括皇室成员、宦官、宫女、官奴婢、官户、乐户、女妓、寺观户、私奴婢及京师禁军等。《隋书·音乐志》载有:“自汉至梁、陈乐工,其大数不相踰越。及周并齐,隋并陈,各得其乐工,多为编户。至(大业)六年,(隋炀)帝乃大括魏、齐、周、陈乐人子弟,悉配太常,并于关中为坊置之,其数益多前代。”^[17]374一些达官显贵私家也拥有大量的奴婢仆人,元德太子杨昭左右仆隶达二万余人,杨素家僮、后庭姬妾曳绮罗者各有数千,贺若弼家中嬖妾曳绮罗者也有数百人,宇文述后庭曳绮罗者数百、家僮千余人^{[17]1442-1466}。加上这些未入版籍的“特殊人口”,大业中大兴城内的实际人口就更多了。至大业五年(609年),大兴城所属的京兆郡“户口益多”^[17]686,在籍户数达到308 499^[17]808,计有1 594 940口^④,未入版籍的人口数也达到35万人以上^[22]103,总人口达到194.5万,人口密度达到61.14人/平方公里^[18]446,而大兴城又是整个京兆郡的核心城市,人口密度必定更高。随着人口的迅猛增长,人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隋书·食货志》称“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因而隋文帝下令诸州考使商讨解决办法,又命尚书“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17]682。这里虽主要讲的是人口增长与耕地缺少的问题,但人口增长引起的大兴城市空间紧张问题必定也存在。

至大业中,大兴城人口的快速增长,对住宅的需求也随之增长,而佛寺的空间扩张必然会挤占城市内的居住空间,导致住宅与佛寺在城市局部空间内形成结构性的矛盾,从而引起居住与宗教两种职能对有限空间的竞争。关于隋大兴城内宅第的资料十分有限,但从《两京新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等文献以及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大量隋唐墓志提供的相关信息来看,我们对大兴城内官员贵族的宅第分布得以有大致的了解。从检出的隋大兴城内61所官员贵族的宅第分布看,其中朱雀街西45所,街东16所,具有明显“西密东疏”的特征(图2)^[23]83～95; 隋大兴城内佛寺的分布也是西密东疏,主要集中在中部和西北部,西市周围及皇城南面和西面诸坊内的佛寺,约占外郭城总数的70%,其他主要分布在东市、曲江池附近诸坊和城西南诸坊,也都是佛寺相对集中的地方^[3]62。这样,大兴城内的佛寺与住宅在空间分布上就具有一致性。由于大兴城市空间的有限性和职能分布的一致性,容易引起住宅与佛寺两种城市职能对空间的争夺。

图2 隋大兴城官员贵族住宅分布示意图[23]89

佛寺与住宅两种城市职能对空间的竞争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诱发融并佛寺,所以并废佛寺也主要分布在朱雀门街西西市周围诸坊和街东个别坊内,形成“西多东少”的局面。从融并佛寺的结果来看,并废的佛寺多转化为住宅。如昭国坊香海寺,大业七年(611年)废,其地成为太府少卿裴子馀的宅第^[11]285; 永兴坊善果寺,大业中废后,成为右领军将军长孙晟宅第^[24]52。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佛寺与住宅之间的空间竞争可能才是大业年间大兴城融并佛寺的真正原因。当然,由于史料记载的缺失,这一结论尚缺乏直接证据,但这是根据当时大兴城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所作的一种合理推测和诠释,聊备一说。

作为人类集中的重要聚落形态,城市中的居住和宗教信仰都是城市的重要职能。在唐都长安城发展的过程中,居住空间的宅第和宗教信仰空间的佛寺之间经常发生空间职能的转换,大业年间大兴城内融并的佛寺后来多转化为居民宅第。唐代,佛寺转换为宅第的现象依然存在。譬如:永嘉坊有中书令许敬宗宅,后建为无量寿寺,后寺废,赐给申王撝为宅^[11]305; 安丰坊隋有宣化尼寺,武德时迁至永平坊,其地遂成为户部尚书裴宽宅^[11]319; 延福坊有新都公主立宅,公主舍宅为新都寺,后寺废,成为郯王府^[11]333; 崇义坊,隋有正觉寺,唐初毁,“其地赐诸王”作为宅第,睿宗为藩王时即居此^[25]259。又如兴庆坊,本名隆庆坊,东南隅有隋禅林寺,大足元年(701年)成为“五王子宅”,唐玄宗李隆基其时即居于此,后并入兴庆宫^[11]305-306。当然,有唐近三百年,长安城中由佛寺转化为达官显贵、富商平民宅第绝不只这些,只是史料失载。这些佛寺的废弃原因各不相同。有适逢战乱,寺僧逃散而衰落者,隋大兴城内佛寺在隋唐之际的衰落多属此因; 有因帝王采取限制佛教政策而衰落者。譬如,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敕令“并省天下佛寺”,长安城内仅留慈恩、荐福、西明、庄严四寺,其余并废^[20]604-605; 虽然宣宗即位后,敕令恢复佛寺,但长安城左右街诸坊内仅仅复建了十六座佛寺^[20]615,加之原保留的佛寺,共有二十座佛寺(图3),相较于会昌前的百余座,大部分佛寺被并废,被废的佛寺可能就被达官显贵修建宅第园林。

图3 唐会昌灭佛后长安城内佛寺的分布[3]89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舍宅为寺”的现象在唐都长安城内也普遍存在(图4)。史载,唐高祖李渊于大兴城内有宅,他即位后其宅不宜常人居住,遂舍宅立为归义寺,钱起有《归义寺题震上人壁》诗序曰:“寺即神尧皇帝读书之所,龙飞后创为精舍。”^[26]2621崇仁坊资圣寺,本太尉长孙无忌宅,龙朔三年(663年),为文德皇后长孙氏追福而立为尼寺^[11]276; 开化坊大荐福寺,本为隋炀帝在藩旧宅,唐时先后为萧瑀西园、襄城公主宅第、英王李显宅,文明元年(684年),立为大献福寺^[11]257; 辅兴坊工部尚书窦诞宅,武周初改为崇先府,至证圣元年(695年)又改为崇先寺,景云二年(711年)曾改为玉真女冠观,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又改为广福寺^{[27]993、1020}; 天宝九载(750年),高力士舍翊善坊之宅,立为保寿寺^[25]257; 唐代宗时,王缙竭诚奉佛,“晚年尤甚”“与杜鸿渐舍财造寺无限极”,其妻李氏卒,舍道政坊之宅第为寺,为之追福,奏其额曰宝应,度僧三十八人住持^[20]3417; 宣阳坊奉慈寺,初为虢国夫人杨氏宅,安史之乱后为驸马都尉郭暧宅,大中初,太皇太后为昇平公主追福,奏置为寺^[25]256。长安法乾寺,原本为唐宣宗在藩旧邸,及即位,“以旧藩邸造法乾寺”^[28]131。据笔者初步统计,隋唐长安城中官员贵族、平民舍宅为寺的多达58例,可见这种现象之普遍存在。

图4 唐代长安城内“舍宅为寺”佛寺分布示意图[29]262

长安城内宅第转化为佛寺在时间分布上也是很不均衡的。在唐代,以安史之乱为界,长安城内舍宅为寺前期多于后期,前期23座,后期仅4座。在唐前期,高祖、太宗时期共有6座,高宗时开始增多,尤其是武则天、中宗、睿宗统治时期特别多,多达15座,而唐玄宗时期仅有2座,这与武则天、唐中宗崇信佛教有密切的关系,“自神龙以来,公主及外戚皆奏请度人,亦出私财造寺者”^[27]980。而唐玄宗即位后,裁汰僧尼、停建寺塔。开元元年(713年)敕:“王公以下,不得辄奏请将庄宅置寺观。”^[27]1028在帝制时代,帝王个人的宗教喜好和政策,对城市发展和宗教兴衰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唐代帝王对佛教的崇信容易助推佛寺在长安城内的扩张,而对佛教的限制政策虽未能完全阻止舍宅为寺现象的发生,但对长安城佛寺侵占居民宅第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空间是事物存在和发展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城市作为人类高密度的聚落形态,其职能具有多元性,军事、行政、经济和文化是其基本职能,交通、宗教等也是城市不可或缺的职能,不同城市职能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一定的空间。空间的有限性与发展的持续性是导致城市空间竞争的根本原因。在古代,城墙在保卫城市安全的同时,也确立了城市的边界,限制了城市空间的拓展,使城市不同职能之间必然存在发展空间的竞争。在隋唐三百余年间,大兴城和长安城内居民为开展佛教信仰而兴建佛寺,使城市的宗教空间不断扩大,导致城市其他职能空间缩小,尤其是舍宅为寺,直接挤占了城市的居住空间,而城市人口增长导致的居住空间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于是二者就在城市局部为有限的空间展开竞争,当这种竞争达到不可调和的时候,就会引起城市管理者采用“废寺”的极端手段来解决问题,对城市空间进行治理。开皇年间,由于隋文帝崇信佛教,佛寺在大兴城内急速扩张,对原有宅第空间进行侵占; 同时,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大兴城内城市住宅需求增加,城市空间供应日益紧张,宗教职能与居住职能产生空间上的竞争,进而导致了大业年间融并佛寺。然而,宗教信仰又是现阶段城市居民必要的精神需求,作为宗教信仰场所的佛寺又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唐都长安城内,舍宅为寺仍然在发生,同时废寺为宅的现象也存在,佛寺与住宅之间的转换不断进行。通过竞争,唐都长安城内的佛寺与住宅达到一定的空间平衡,保持在城市空间比例关系合理阈值范围内,从而促进城市人口和宗教的发展。

具有宗教职能的佛寺与居住职能的宅第之间的相互转换,是隋唐长安城市空间竞争和空间治理的重要表现形式,反映了城市空间职能演变的过程。隋唐长安城内不同空间职能之间转换,有利于城市多元化功能的发展,使有限的空间能够满足城市功能持续增长的空间需求。隋唐长安城内佛寺和宅第之间的竞争、转换,使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得以调整,住宅与佛寺的分布逐渐趋于平衡,内部空间结构实现优化,从而促进了城市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