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类意识出现较早。在中国，先秦时期的文类意识还不强烈，大抵是与“尚用”交织在一起。汉魏六朝时期，文学自觉使得文类独立发展，与日常实用分离开来。隋唐宋元时期，诗、文、词等不同文类相继繁盛，文学评论家们对不同的文章类型进行系统地整理，对不同文类的性质做了进一步探讨。明清之后，更注重文类本体论的研究，表现为不同文类的选本出现，探讨文类的文学理论涌现。

在西方，柏拉图在《理想国》《斐德若篇》《法律篇》等篇就提出了文类的基本问题，如西方文类三分法、文类界限、悲剧等级等。但他的文类观念还是附着于整个理念学说、政治学说等哲学统一观，缺乏独立性。到亚里士多德时期，他依照摹仿媒介、对象、方式的差异，区别了不同的文类之间的界限。贺拉斯也不断强调文类之间明晰的界限。但从中世纪开始，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发展，因重视自我的内心价值，文类的界限感正在消失。直到现代“西方文论界从俄国形式主义经英美‘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接受文论等一系列”^[1]5的文学理论思潮发展，“文类从原初的定义性、规则性角色转化为一个阐释性、中介性范畴”^[1]5。以上是对文类的历史作了一个简单论述，中西方文类的讨论基本是处在纯粹的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之内，与社会互动的关系不大。

到了现代或后现代，文类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全球进程加快，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概念获得相当大程度上的认同，文化发展不是单纯的或自足性质的发展，而与消费、市场连接。法兰克福学派对这种文化的发展现状深刻批判，并且想要复兴经典文化观念，但消费社会的到来是无法扭转之事。因此，有西方学者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概念在当代社会的适用性。戴维·哈维就认为当代社会不是一个新的社会，而是因为经济上从大规模的生产向小规模、灵活的生产方式的转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导致文化也在发生变化。詹姆逊也认同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转变。

的确，不同地区的生产方式在同化，文化的发展状况有了一定的趋同性——文类生产。这一现象出现表明文类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可分的联系。现实社会的形态对文类的纵向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反过来不论哪种文类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文类变迁的过程侧面印证了社会历史的变化。

西方工业革命浪潮不断席卷全球，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技力量成为新文类诞生的温床。科幻文学作为世界化的文学，首先在美国获得优先发展，毕竟美国的工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随后在澳大利亚、日本，甚至是中国发展起来，显而易见社会的发展在文类中留下了痕迹。但文类与社会之间不仅仅是单纯地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科幻文学拥有主流文类无法达到的宽度，不仅思考已出现在传统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还扩展性地思考在新型社会发展中人类可能会面临的危机等问题。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受物化思想的胁迫，各类文化兴起，却不兴盛。科幻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星火以燎原的作用。因此，科幻文学这一文类的文化属性被赋予了想象性地解决社会矛盾的功能，并且作为一个强大的中介，促使人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寻找到一个共同的精神栖息地。

对于文类至今还没有一个极其准确的定义，“因为文类在发展，在演变，旧的类型消亡了，新的类型又产生了。因此，我们的分类只能是相对于某一个历史阶段而言比较圆满，而不可能永远正确”^[2]。在此也是侧重于“文类”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探讨，尤其是特定时期的社会结构与特定文类的产生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卢卡契认为“文类”即“形式”，就是作为社会内容外化的结果，这社会内容就是历史和社会具体的形态。不难看出文本中的符码(语言)与个人创作社会背景之间的交融性。

詹姆逊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文类概念的战略价值显然在于一种文类观念的中介作用，它使单个文本固有的形式分析可以与那种形式历史和社会生活进化的孪生的共时观协调起来”^[3]94。詹姆逊对文类并没有狭义地作出一个定义，而是给出了文类的价值取向。可以看出，詹姆逊的文类概念不是孤立地存在，可以说詹姆逊瞥见了文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问题，即文类与历史和社会的密切关系。

文类使得单个的作品与社会历史衔接起来，可见文类是一种总的属性，其中凝结了许多个体作品产生的共同属性，包含着人的共同精神和情感体验。可以说文类中呈现出的一致性是人的集体意识，即涉及到人的精神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了“精神生产”概念，精神生产是来源于物质生产，即社会实践。物质生产的条件直接影响到精神生产，那也必定辐射到艺术生产。文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或艺术生产，属于精神生产的一列，艺术生产也绝对是遵循美的规律的自由精神生产。

在市场概念还没出现时，个人在一部作品或者说一种文类中的介入极强，个体的语言和社会特定的意识形态都揉在作品中。毕竟个体的思想生产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在黑格尔的《美学》中明确提到，史诗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4]107。他认为“一个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为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诗史的内容和形式”^[4]107。一个民族的全部存在都进入到文本之中，文本是在集体思想和意识之内的个人抒发。因此作品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旨在表明文本不仅作为个体价值的投射，更是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动态象征，也就是社会和集体的镜像。

当进入到消费社会，“生产”在资本世界中已成为“交换价值”的代名词，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一样沦为市场社会的产物。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艺术同样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其中意味着“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艺术生产'是指为‘生产'(交换价值)而非为‘艺术'(自由)的‘作为艺术生产'的艺术生产”^[5]。这一时期创作者作品的内核不是完全来自社会集团的集体意识，是会受到市场中“交换价值”的影响。文类由现实制约，可现在这个现实发生了质变，“集体意识逐渐丧失了一切有效的真实性，将变成经济生活的一种简单反映”^[6]16。因此，黑格尔认可的那种古典主义的集体意识不会再出现在文类中，也不会引起受众的强烈共鸣，那样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

个体逃不过大环境，个体无法完全避开物化的世界和市场的影响。因为作品与历史的关系，不是前者惰性地反应后者，也不是后者单纯地影响前者，以上不免陷入决定论的范畴。巴赫金用“对话理论”来证明文本与社会的动态对话过程，即作品与历史是双向对话的一个过程。

物化社会的存在没有使文化创作停滞不前，恰好相反。挖掘深一些看，传统文类还是在维系着生命，它能够满足一类受众的精神需求。可是时代在变化，之前的主流文类在新时期因其集体意识的陈旧会被多数受众摒弃。随之而来，文类上的变化会凸显出来。戈尔德曼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竞争的自由经济被垄断经济所替代，小说这一文类中的主人公形象日渐淡化在文本叙事中，还有很多学者认为卡夫卡的小说、当代新小说成为新的文类。这其实是积极的一面发展，这是在赋予文类变革，延长小说这一文类的生命。

文类中个体和社会集体意识的消失，也意味着文类作为一种受到物化社会的威胁而必须重生存在。文类作为艺术生产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停止，不应完全反对和排斥新时代中的高新技术和物化力量。“在受市场制约的社会里，艺术家是一个有疑问的人，即批判和反对社会的人。”^[6]23艺术生产还是有其批判性的一面，“科学社会主义论域中的‘艺术生产'是指作为人的理想存在方式的‘真正的自由王国'”^[5]。在新时代，市场对新文类生产的影响还是一部分，新时代中的社会形态才是切实影响文类生产的主要因素，文类会在新的社会图景中重新塑造新的愿景。

文类即形式，形式表现为语言。俄国形式主义注重语言的“陌生化”，究其根本，落脚点还在语言上。文类势必会因时代中新的语言表达方式而有所改变，作品中语言、风格的改变会影响最终的表达形式，而后作为一种“内容的形式”而存在。宋朝“词”的发展脱离不开当时资本主义的萌芽，发达的商业和开明的风气给予了词这一文类发展的土壤。相对应的，词的语言风格比诗肆意一些，这也符合当时社会风气。《基督山伯爵》中对话式的语言呈现方式与社会大众的需求同样分不开。

新的文类是把原有的语言方式打破重组，再加上物质发展在人的观念上的显现，新的文类表达出的思想内核除了带有上一种旧文类的痕迹，又充满着新的向往和欲望。葛兆光在谈到诗的变革时认为:“‘新'的探索者尽管口头心里都不愿承认却实际上遥继着上一轮语言较量中失败者的衣钵，而‘旧'的笼罩着诗坛的语言形式虽然被人熟悉生厌但总会以一种方式再度登台。”^[7]可见语言在文类中充当为中介，因此某种语言风格的盛行在特定时代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形式之下的内容，不止是语言作为内容这么简单，赵宪章认为:“所谓文学本体，一方面以文本为符码，另一方面在这一符码中又烙铸整个人类精神世界——被形式化和符号化了的世界。这才是文学本体的全部内涵。”^[8]240整个人类精神世界在文类中的展现，与作者的个人创作(个人离不开社会)和社会、时代的影响分不开。吕西安·戈尔德曼在谈及小说社会学时认为:“其涉及的最首要的问题，是小说形式本身和使它得以发展的社会环境的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和现代个人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6]10文学作为一种实践，介入到现实生活中去; 同时作品也是创作者自己的经历与精神的体现，生活实践对文学创作具有反向的影响。

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止传达出表达个人情感体验，其中是占有强大的集体意识。托尔斯泰的小说为何能引起巨大的共鸣，其原因就是个人的精神当中熔铸着一个社会集体的思想和精神。并且托尔斯泰式的小说无法在另一个时代被另一个作者重写，那同样一种文类的产生也无法被再现。提及个人时，不得否认个人仍旧处在现实社会中，文类的发展最重要的还是其得以发展的社会环境结构。

卡夫卡的创作异于托尔斯泰的创作，除了个人的经历与体验完全不相同，还有创作者所在时代的社会结构绝无法被重新复制。当然不同社会时期的文化产品并不是有着绝对的区分特征，在詹姆逊看来“两个时期之间的截然断裂一般并不关系到内容的完全改变，而只是某些既有因素的重构:在较早的时期或体系里作为从属的一些特征现在成为主导因素，而曾经是主导的特征则变成次要因素”^[8]18。时代的断裂表现为社会结构中的重组或重新分配，社会产生新的思潮，此种动荡波及整个思想局面。何兆武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的译序中说:“从蒙田、拉·罗煦福高、帕斯卡尔开始的人性论传统，到18世纪又呈现为一种新的时尚，就是往往都要谈美或者美是什么，从而就出现了现代美学。”^[10]15-16不得不承认文化的转向始终与社会实践和现实联系在一起，社会的结构和思想的截断，让文类的衔接性遭到破坏，出现文类断裂。某一时代的经典作品中绘出的社会图景完全不会在另一个时代适用。

在现代社会中，文类变革的可能性还不是很大，始终围绕着经典文类打转，中国小说于魏晋之后逐渐产生，相较诗词而言，其文类地位不高，在明清之际迎来明显的繁荣期。现当代文学中，小说的分量日趋沉重，在这一时代创作的小说的主题、风格、类型从古代小说中汲取养分，不断涌现出新的文类。在西方，哥特式小说、传奇故事、推理探案、科幻文学等的次文类的兴起，造成对经典文类的反扑。因此，文类断裂包含着每一时代翻涌的思潮和变化着的社会结构问题，还衍生出主要文类和次要文类的问题，经典文类的价值依然存在，但在新的经济社会中无法展现出它应有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历史中的主导因素由集体意识转变为经济问题，不过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发展现状，并不会阻碍文类发展的步伐，经历过主要文类对次要文类的压制之后，通俗文类又重新以新的面貌出现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当中，同时经典文类对次文类或者说通俗文化的吸收，还会促成新的文类诞生。

普遍意义上来说，“文化上出现的新的形式特点与一种新型社会生活和经济秩序的出现联系起来 ”^[9]3。因而，绝不能忽略文化产品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文类与社会形态并列起来，社会现实形态成为了文类生产的源泉，而作品(文类)本身“被认为是对这种形态的一种反映或一种征象，一种典型表现或一种简单的副产品，一种进入意识或想象或象征性的解决”^[11]2。詹姆逊认为作品(文类)变成了社会再现的象征性形式，承载了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矛盾，并为这种矛盾提供解决的手段。进入到理性主义为主导的物化社会中，新的文类中可能重新出现的集体意识，从中可以获得共同的价值取向。

直视社会形态的现实状况，文类不断与之相较量。时代前进的滚轮不会停下，若只是批判物化社会，且缩进以往的时代浪潮中不自拔，未免过于狭隘。本雅明对经典作品光晕的消失的阐述，其实并不悲观。新的物质条件让现代主义中的经典作品走下神坛，大众在机械复制时代可以拥有机会接触到文化，使得大众文化不再有贬义，而是肩负起另一种启蒙责任。新文类的到来犹如发现新的领地，同样是一种启蒙。在日新月异的浪潮中，人在不同的时代社会图景中，以不同的方式，找回个人主义和社会集团中的集体意识，追寻人类心中的共同感悟与存在价值。

对文学的界定，我们国家继承古往的诗歌传统，西方则依据戏剧为传统，中西方的文化体系完全不相同，因而文类概念与比较文学的关系密切，要是想在两者之间界定出一种有共同价值的体系显得困难。不同的文类在特定时期的文化土壤生长出来，两者之间表现出差异是极为平常之事，不可否认的是中西方都有其经典文类。可接下来市场经济带来的趋同化影响，绝非只在物质生产领域表现，文化的趋同性带来的是文类的类似进化。沉浸于过去的经典文类只是回望历史，消费社会中文类的发展不会因历史而驻足。

随着后现代主义占领要地，一元化的价值取向逐渐被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替代，社会的实际情况远比之前复杂，文类中表现的绝不是巴尔扎克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一整块的社会图景，现如今作者面对的社会和时代与之前极不相同，随之而来会开辟一种文类的新场域。如果说以前的社会是为达成共识的话，那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思想则是与其相反的内容——多元化或小众化，每个人只是接收一类的信息，久而久之，每个人就躲在自己生产出来的信息茧房当中。相较于之前一元化的社会特征，这样的局面会形成人们在认知观念上的差异。据于此，不利于社会的良好发展。

重新拥有一种共同的社会信仰和集体意识是一件难事，有学者认为新文类的尝试是朝新的乌托邦或者新的共同价值理念迈进的一种方式。新的文类利用现有的生产资源和市场，重新生成一种新的、符合现下的价值理念。新时代的艺术创作者敏锐地捕捉到时代中新的转向——在阶级矛盾突出、物质欲望飙升、科技飞速发展、思想愈发多元的社会中，高雅文化和大众或通俗文化界限的消弭，作为科幻文学这一次要文类抓住了历史机遇，其文化作用和功能重新展现，引起了人们的共鸣。新的文类的出现实际是透视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换句话说，就是时代孕育出了不同的思想，且思想又在文类中得以反映。

基于19世纪西方工业文明的崛起，科幻文类诞生。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成为文化产品的主导力量。科幻文学介于真实与虚拟之间，且在合理的想象范围之内，会不可避免地处在展望未来的高度去关注人类未来的命运，此种文化现象在工业革命之前难以风靡，因而如今科幻文学带着现代文化的特征卷土重来。其实，因文类的断裂而出现的文类不只是接续前一文类，还包含着对前一文类的反叛和创新。詹姆逊认为社会或社会意识形态是写作的原材料，新的创新要素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再现，科幻文学这一文类的兴起是时代之选择与无法遏制之趋势。

科幻文类曾在西方作为通俗文化的一种，并且早期的科幻小说带有冒险小说、哥特小说或推理探案小说等次文类的性质。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此种文类的诞生或其前期的发展还是主要在西方国家，西方的经济和科技相对来说更为成熟，这为科幻文类创造了优良的社会培育箱，当然其中不乏强烈的西方霸权主义话语权的宣誓。但是随着东方国家的强大与崛起，正在挑战其独领一席的地位。在我国，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刘慈欣的《三体》等创作，是对社会图景发生巨变的一种文化反应，身处工业化、物化的社会，作者敏锐地感知到科幻文学这一文类对社会中的变革有深刻的反映作用。詹姆逊曾经指出:“一般认为科幻小说的‘非严肃的'或通俗的特征，恰恰是它放松那种专制的“现实原则”的能力的固有特点，而对高雅艺术来说，那种原则却是致其残缺的一种审查。科幻小说还使‘副文学的'形式可以继承文学的使命，为我们提供可以选择的不同的世界，而在其他地方这个世界甚至可能抵制任何想象的变化。”^[12]406这一论述富有启发性，即科幻小说的视野非常开阔，它站在更广的角度看待社会中的问题，这是主流文学无法做到的。

对于以社会化大工业为技术内核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科幻文学具有出类拔萃的宏观感知能力、表现能力和批判能力^[13]。科幻文学的包容能力和聚焦能力极强，文本中流露出对人性、阶级、社会环境以及哲学等的审视，对不同的受众产生的震撼力都不尽相同。在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中有一段描写十分惊心，让人感受到切切实实存在的社会问题。主人公老刀生活在生存资源相对紧缺的第三空间，他考了三年的大学没考上，最终成为一个垃圾工，每天从夜晚十一点工作到清晨四点，“他每天面对垃圾传送带上的残渣碎片，从塑料碗里抠去吃剩的菜叶，将破碎酒瓶拎出，把带血的卫生巾后面未受污染的一层薄膜撕下，丢入可回收的带着绿色条纹的圆筒”。这样一段细节性的描写，深刻道出在现代文明中所存在的问题，社会问题在文类中得到集中体现，其实这就是文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些问题的内核依然是历久弥新的人性讨论，还有些是时代语境下产生的新问题，如全球环境、化学垃圾等。作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具有强烈个人意识和反思精神，可以看到新文类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持着批判的态度。靠着科技感的带入，使得作品中的语言在新语境中给人以陌生的感受，让大家重新去关注全世界都存在的新旧社会问题。

科幻文学的发展轨迹体现了世界体系的变动及其对于文化领域的曲折影响，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科幻文学与外部支配力量之间的张力，以及这一文类所具有的文化能动性^[13]。“文类具有的文化能动性”是科幻文学的价值可能所在。科幻文学的外衣是科技社会的副产品，它真正的价值是在参差不齐多元化的时代，赋予人重新思考人类集体共同意识的可能性，去寻求新的共识或共同价值导向，从而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文类社会学的特点，即在世界中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当然，不能说科幻文学这一文类一定具有这样的一种潜质功能，就目前的现状来看，科幻文学明显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好形势。有学者已经把科幻文学当作世界文学的一种文类，可见全世界都对科幻文学持有强烈的兴趣，并对这一文类寄予深厚的愿景。当然文化并不能具体地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其能动作用就体现在操纵人心，现代社会需要的正是一种真正能够浸润人心的普遍价值观。

自古以来，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就十分密切，经济、政治的变迁在文化上的影响展露无遗。随着现代化或后现代的到来，文化渐渐被市场物化，成为一种流通的商品，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的深层意愿出发，文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仍想保持一种良性的关系，即文类的批判性质。一种文类的暗淡与一种文类的兴起，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能够瞥到其中的原因。科幻文学由曾经的亚文类成为当代文类中的主文类，可以看出科幻文学把握到了新时代中生产力变革所带来的颠覆感。从创作的主体来看，这正是处在一个社会变革的发展期所表现出的深层思考和担忧，创作个体预见性地洞见了人类会面临的生存和思想的困境。从接受大众来看，这正是一种人类集体意识的重现显现。即文类有一种能动性，让人类能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对话，这也是解释为何这一文类能在全世界的文类中脱颖而出，不可否认这带有乌托邦性质。因此，科幻文学是否属于一种生命力旺盛的、批判性的文类，是否能够理性地与社会发展进行深层的互动，在此不做绝对的评价。科幻文学作为一种文类，不是具有生产力性质的工具，无法在短时间内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只是具有一种世界文学性质的价值可能——潜移默化地创造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使得未来的集体在多元文化之上可以沟通、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