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哲学诞生于19世纪20年代,正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衰落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费尔巴哈试图寻找的是不同于以往哲学家们解释世界的立脚点,因而他摒弃了神学与理性视角的出发点,而是从人出发来解释世界,他称自己的哲学为“人本主义哲学”,这就从出发点上说明了费尔巴哈并不是要去恢复唯物主义的权威,而是要建立一种以自然的人为本位的哲学。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形成,依托于整个欧洲哲学历史的宏观背景,将其放置于近代欧洲哲学的历史进展中就会发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费尔巴哈。
2.1 从以康德划界的唯物主义类型中重识费尔巴哈
按照学界普遍观点,费尔巴哈重新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以自然唯物主义超越了唯心主义,但实际上在康德哲学那里自然唯物主义就已经被终结掉了,从以康德划界的唯物主义类型即“前康德的唯物主义”与“后康德的唯物主义”中重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不再是自然唯物主义了,因为他讲的自然是“社会的自然”,而不是纯粹的自然,他要解读的是社会问题,即对基督教进行批判。康德对费尔巴哈的重大理论贡献即把自然放归自然科学,哲学不讨论纯粹的自然。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中的意义究竟何在呢?康德把他的时代称之为“批判的时代”,呼吁用“人类理性”来批判一切。“人类知识有两根主干,即感受性与知性”[5]57,所要指明的即是“思想一个对象和知道一个对象完全不是同一回事”[5]165,贯穿于康德整个哲学体系的有两个基本概念:“现象”与“自在之物”。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力图对人的认识能力作一番批判考察,他得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只限于经验范围而不能超过经验,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如此一来就划分出了两个世界,即可以认识的“现象世界”与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世界。这一划分被学界称之为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哥白尼式的革命”所形成的是主观主义的自我意识所坚执的纯粹的自我与纯粹的“自在之物”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个对立也将知识与信仰、科学与宗教之间划定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区分出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关于现象的、自然科学的知识领域,一个是关于宗教的、上帝神秘主义的信仰领域。康德的这一批判哲学通过对“先验自我”的逻辑设定,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中决定性地结束了欧洲大地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与德国的神秘主义传统,它们一个用逻辑证明的行式去规定上帝,一个以神秘直觉的方式去把捉上帝,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把一切哲学问题归结为神学,对待宗教问题都还是以知识论的立场、以知性反思的形式来解决,这是康德所极力反对的。因而,康德做了知识与信仰领域的划分,知识领域内是与感觉经验相关的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而信仰领域只能是思维的对象,是无法直观与经验到的,如此一来,知识与信仰、哲学与宗教就绝对对立了起来,各自获得了自由与独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实现了哲学的革命。
康德对“现象”与“自在之物”的划分,目的一是为了论证自然科学知识的合法性,目的二则是对自然科学、哲学和宗教划界,将自然放归于自然科学,哲学不讨论纯粹的自然科学问题。纯粹的自然科学问题在康德这里归属于知识领域问题,是关于“现象世界”的学问,与“自在之物”无关,由这种自然科学的关于“现象世界”的学问所引申出来的唯物主义,也就是此刻所讨论的自然唯物主义。因而在康德这里,对知识与信仰、哲学与宗教的划界,使唯物主义以康德划界区分出了“前康德的唯物主义”与“后康德的唯物主义”,“前康德的唯物主义”就是没有被划分出哲学研究领地的自然唯物主义,在康德之后,自然唯物主义就被划分出哲学研究的领域了。
康德的关于知识与信仰、哲学与宗教的二元设定将传统的神秘主义封锁在了遥远的彼岸,但却又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持续发展中慢慢回归此岸而复活,最终在黑格尔这里又达成了思辨的矛盾统一。费尔巴哈从黑格尔那里所看到的正是矛盾的存在,因而他要去解决这个矛盾。那么费尔巴哈当然看到了康德哲学的意义所在,理解到了康德哲学的理论贡献。所以他不再是自然唯物主义了,因为费尔巴哈关注的不是自然界的自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他要解读的是社会问题,是对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的问题。当时的德国还处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表现十分软弱,德国的哲学也受国家政治状况影响表现出十分明显的保守倾向,费尔巴哈作为当时激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同时也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即是使人摆脱封建的规范与束缚,宗教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把自然界和人世生活贬低成没有任何真实性的卑物琐事,而人类最终要走向的是来世,是抽象的“绝对理念”。费尔巴哈认为,这个时代的观念存在着问题,只有首先在哲学上、在宗教上改变这个时代的观念,才能使人们摆脱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迷信。可见,费尔巴哈所关注的自然并不是自然界的自然,而是“社会的自然”,是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是对基督教与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的问题。
所以,当康德对知识与信仰、科学与宗教划界、使它们各自获得了自由与独立的时候,自然唯物主义就在康德这里终结了。传统的唯物主义讲世界统一于物质,物是客观实在性的存在,在人之前存在,在人之外存在,在人之后存在,是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这个物是与人相分离的物,这就是前康德的唯物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立场和观点,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完成了“哥白尼式的革命”之后,这样的物就归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费尔巴哈即便转向了唯物主义,也十分谨慎地和庸俗唯物主义区分开来[6],其唯物主义是从人出发来讨论物,这个物始终是属人的物,他不再抽象地讨论客观的、抽象的物质世界,而是讨论人存在于其中的物质世界,可见近代唯物主义从纯粹的唯物主义向第二个形态——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过渡[7]。所以,当我们从康德所终结掉的自然唯物主义视角出发重新来看待费尔巴哈哲学时就会发现,费尔巴哈在哲学史中所完成的是唯物主义的一个巨大转型。
2.2 从人本主义哲学的历史中还原费尔巴哈
人本主义一词是在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在此之前人本主义精神虽然也存在,但主要是通过神话中的英雄人物来凸显的,文艺复兴时期正是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文主义是当时最早的资产阶级思潮,打着复兴古代文化的旗帜,反对中世纪神学,用人去对抗神,称颂人的价值与伟大,鼓吹人是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时期的人本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思想和文化运动形式而存在,但它的哲学基础是抽象人性论,人文主义者冲破神学的禁锢努力去探寻的是纯粹的、抽象的人的本性②,从这种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形成了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早期资产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揭露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解放人们的思想。尽管人文主义思潮是和神学唯心主义相对立的,但他们撇开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去寻求永恒不变的纯粹的人性,其本质上也是一种唯心主义学说。同人文主义思潮同时兴起的还有宗教内部进行改革的社会思潮与运动,宗教改革运动虽然是在神学范围内进行的,但从其实质来看,它同其他资产阶级思潮一样渗透着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发展到近代就逐步形成了人本主义,神学虽然还在社会中存有一定地位,但已经逐步被“人”所取代,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矛盾在意识形态上就表现为“人”和“神”的对立,因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资产阶级在哲学上不断提高“人”的地位,贬低“神”的地位,以致最后将神人化。当路德以“因信得救”摧毁了天主教教会的权威,强调宗教个人主义,在神学的圈子里致力于抬高人的地位时,人已经有了要跳脱出神学世界的强烈欲望,当莱布尼茨用“预定和谐说”架空上帝,排斥上帝对现实的人世生活的干预,强调个人自由活动发展的地位时,人就已经不再过分理会神学的统治,转而向人的理性本质的研究。因而,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近代西方理性人本主义逐渐兴起,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大力发展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以科学为基础的理性人本主义的哲学精神,自然唯物主义膨胀出来了,崇尚理性、弘扬科学、批判宗教、反对神学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动态。这一时期所呈现出来的思想特征如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呼吁用人类理性批判一切,摧毁了所有关于上帝存在的理论证明,把上帝贬为道德上的假设,黑格尔则把人的理性推到君临一切的地位,并以此代替神学中的上帝,作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的判断。可见,与此前文艺复兴及更早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相比,近代理性人本主义明显的特征就是克服了人本主义思想的感性性质,突出的是具有理性思维的、崇尚真知的理性人本主义,它把对人的设定限定在了人的理性与智慧之中。
人本主义直到费尔巴哈这里才成为了一种系统的理论,费尔巴哈建构了以人为中心的新哲学,人本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费尔巴哈这里形成了系统的理论,首先是因为费尔巴哈的思想发展乃是近代德国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缩影。从费尔巴哈之前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可以看出,人本主义是在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矛盾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对立所引发出来的反对封建主义与宗教神学的思想,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取代封建阶级的旧制度与旧思想的时候,人本主义的思想也就必然要走向系统化与成熟化,当英国发生工业革命、法国发生大革命后,作为邻国的德国也要迫切地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渴望致使资产阶级运动遍布德国大地,阶级斗争趋向尖锐化,德国革命形式的逐渐成熟势必要孕育出为资产阶级革命发声的代表人物,费尔巴哈哲学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式下形成的。
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与哲学批判思想就是近代德国哲学包括整个哲学史发展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发展的产物和总结。从古希腊神学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思潮与运动,再到近代的理性人本主义,所关联的就是宗教神学与思辨理性,但这两者在费尔巴哈这里都进行了深刻地完结。唯心主义哲学作为思辨理性的哲学基础,虽然同宗教神学比较起来进步了,因为宗教神学把上帝看作是居留于人和人的理性之外的有个性的精神实体,近世唯心主义哲学用理性取代了抽象的上帝,废弃了同世界、同人分离的神性实体,证明了人类理性的超能力,也就是说它使理性神圣化了。费尔巴哈认为,这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是自我意识对世俗的、精神的、统治人的暴君的抗议,同时也是对人的理性和个性肯定的一种形式。但是在他看来,其与宗教神学具有相同的出发点,唯心主义哲学没有克服也不可能克服宗教神学,它把宗教神学硬加在上帝身上的一切属性转套在了理性的头上。无论是费希特的“我”、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还是康德的唯心主义,都可以看出,在这个近世唯心主义中,事物是适应于理性的,而不是理性来适应事物,也就是说,不是关于神性的悟性之神学表象的实现受事物所规定,而相反,是它规定着事物。因而,费尔巴哈从近世哲学的思考中得出结论,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对神学的理性改造,它们具有共同的逻辑根源,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的目的就是对理性之集大成者的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
费尔巴哈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正是路德以来德国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发展的完成。不论是路德、莱布尼茨,还是康德或黑格尔,在他们看来,人只是一个“自我意识”“信仰”等精神性的实体,因此,他们在批判神学的同时,也总是要为神学留下地盘,但费尔巴哈不是,他批判了唯心主义哲学,批判了黑格尔的绝对的、思辨的理性概念,第一次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把他们所认为的哲学本质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人,这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范畴,自然界和人是他哲学唯一的对象。在康德那里,自然界就是我们感觉表象的总和,在费希特那里,自然界是“自我”活动的产物,在黑格尔那里,自然界是理念的异化物,费尔巴哈认为他们都是错误的,自然界的原因不在他物而在自然界本身,只有将人与自然相联系才能理解人的真正本质。费尔巴哈从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即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只有在自然界提供了人的产生条件的时候,一个人才会产生。费尔巴哈说明了“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之后,就自然而然强调自然界与人、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他指出主体与客体两者之间是“感性对象性”关系,正是遵循着这种原则,费尔巴哈一步步将神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将思辨哲学的秘密还原为思辨神学,并最终建立起自己的人本学唯物主义。
总之,回到唯物主义的谱系中去看费尔巴哈,就是要通过其在历史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所阐发的基本观点来还原费尔巴哈哲学的实质,强调费尔巴哈的哲学是一种超越了前康德的自然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这种人本学唯物主义被费尔巴哈称之为新哲学(或未来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评价费尔巴哈“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其哲学的实质就是人本学唯物主义,他的主要特征与倾向不在于去寻求本源,去说明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而是以人为中心说明和寻求人与自然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因而作为一种新哲学,它的贡献与意义比学界所普遍认为的更加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