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2021-202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21YS009)
作者简介:谢 空(1969-),男,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建筑历史及其理论; 林馨莹(1995-),女,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建筑历史及其理论。E-mail:846033609@qq.com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Art,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Daming Ancient City;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urban morphology;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DOI: 10.15986/j.1008-7192.2022.03.007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大规模建城时期,是城市建设的繁荣时期。据考,大部分府治、县治均建有城郭[1]。然而在近代经济建设发展的影响下,象征封建统治的传统城郭逐渐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有少量古城在种种机缘下得以保存,是见证中华历史弥足珍贵的物质遗存[2]。
大名古城历来是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内漳河、卫河自西向东过境,卓越的水系条件使大名府交通便利,久而繁荣的经济催动了城市的发展。现存大名古城为明建文三年新建,城内有众多重点文保单位。目前对于明清大名古城的研究主要有:田海[3]9从水系变迁的角度阐述大名古城从摧毁到新建的过程; 曹珂等[4]从城市空间格局、文化景观系统组织、典型历史地段设计3个层面探讨明清大名古城保护方法; 文涵[5]以大运河为切入点分析大名段遗存的建筑文化遗产; 梁洪[6]从多学科的角度对大名府的历史文化特色及当前保护面临的主要矛盾进行了分析。目前研究的关注点多在古城的某一方面,缺乏对古城空间形态研究的系统性联系以及整体性分析。因此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大名古城的形态特征,并从空间维度上研究其演进方向,同时结合建筑学、历史学、地理学多视角系统分析,挖掘城市所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价值,对于充分展现大名古城悠久的建筑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宏观区位上,大名府作为直隶地区南关以及冀鲁豫交界处的重要性相互叠加。在地理形势上,东临齐鲁,南接豫北,为三省交界处,可谓是犬牙交错,大名古城军事地位卓越,对临近州府皆有控扼作用。
明清时期,古冀南三座府城共同形成了大名-广平-顺德线性防线,大名古城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太行山脉、漳卫体系是这个区域最基本的地理特征,决定了山脉、交错的水系这两大地理要素,从而引导形成了大名-广平-顺德三城线性布局模式。
漳河卫河于馆陶合流,合称为漳卫河。河流中下游地区为平原地形,地势平坦低洼,河流经常改道,河流自身有水猛沙多的特点,水面宽阔,向东北方向汇流至海河,因此划分出三道天堑。大名府包络漳、卫、滏,倚阻太行,在蒙元威胁还未彻底清除的明初期,大名府之于冀东与冀北地区,互为形援,因此大名-广平-顺德线性布局是抵御外敌入侵最有效的方式(图1)。
太行山自古以来是划分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重要地理界限。在大名府以西的崇山峻岭中,有绵延千里的“明长城”。史书上记载的黄背岩口、大嵌口、峻极关口等处,是晋冀交往的重要关隘。明统治者重视边塞防守,太行深山区修建的长城,属内长城,是我国万里长城的一部分。至今山脉中仍有石墙、关口、烽火台等遗存。长城墙体顺山之陡坡边缘而筑,两端与高处悬崖衔接,以其特殊的建造方式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大名府西边的屏障。长城修建于高大的西部山区中,其间树林茂密、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所以并未建设重点城市。
古人十分重视古代城市的选址,城市选址的好坏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影响深远。在中国古代,主要有三大思想体系影响城市选址原则,分别是择中立国的礼制思想、因地制宜的环境观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1)礼制思想。儒家思想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因此非常重视礼制观念。《周礼·考工记》的营国制度集中体现了礼制的营国思想。该制度对城市的建设体制以及规划尺度做出了严格规定,同时将城市划分为王城、诸侯国都城以及士大夫采邑三个等级,并按照城市的等级来确定相对应的城市规模、道路尺度和建筑布局方式。
礼制思想对大名古城形态的影响有:①城池轮廓为方形。春秋时期是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期,此时城市因地制宜布置,城市轮廓随地形变化而不太规则。大名古城轮廓接近四方的城垣,但其整体朝向与正南正北有较为明显的夹角,新建城池从建城之初便保持九里十三步的长度。②延续经纬涂制度。大名古城采用棋盘形道路系统,道路与城池轮廓平行,以道路为骨架将城市划分为若干区域,同时按照功能进行统一布局。
(2)因地制宜的环境观。《周礼·考工记》对于营城思想的表达有所局限,更多适用于平原地区。以《管子》为代表的重视环境求实用的思想更能广泛应用。北魏刁雍曾提出“城之所,必在水陆之次”。范蠡谋划建造越小城时,提出“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的营城思想。中国历代名城在选址时,常选择水陆方便的地方,合适的选址可以赋予城市更顽强的生命力,例如成都、苏州、洛阳等城市便是如此。
因地制宜的环境观对大名古城形态的影响有:①城市选址靠近河流,因地制宜布局。大名古城位于冲积平原地貌上,被漳、卫两河所夹,采取近水利而避水患的方式进行城市布局。每到夏季,降水量增大,河水宽阔,是居民和军队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所以当大名府遇到贼寇侵袭时,水流是古城天然的依靠。②按照地貌单元特点,大名古城位于东部平原栽培植物农作物区,地势平坦,田土肥沃,对农业发展产生了有利的影响,是管子农战思想的真实写照。一直以来,古城所在区域是地区的粮、棉基地,素有“粮仓棉海”之称。③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与水相邻的选址方式使城市得到了生活上的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水灾的隐患。大名府历史上常遭水患之忧,面临着大水环城的困扰。
(3)“天人合一”宇宙观。中国古代哲学追求天地人合一与宇宙的和谐合一,并将天地人看作一个宇宙大系统,这一哲学思想对古代城市规划有深远的影响。古代的形与数通过引申来象征天与地的关系,这与“象天法地”的思想有密切的关联,由此对我国古代城市空间布局的象征主义产生深远影响,并产生风水、形胜等一系列学说[7]。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对大名古城形态的影响有:①具有“仿生象物”的意匠。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同时,体现了不同凡响的艺术风采。大名古城护城河环绕,是典型的龟城形态。②根据后天八卦方位,定不同方位的吉凶,来确定城市与建筑的相对位置,将府城隍庙、西安城隍庙、火神庙等信仰建筑建在重要的位置来平衡城市风水的不足。并在十字、丁字街口设置佛龛,来抵挡“煞”,以驱邪避凶,祈求平安。③瓮城城门朝向为东或南。城门四周均建有瓮城,南北瓮城的城门朝东,东西瓮城的城门朝南。东代表着春天的暖气,也可指代春天。南属丙丁火,火属阳,是指夏天太阳定行到南方是最为炽热明亮的时候。
(1)地势因素。历史上的大名古城主要以汉族居住为主,创造了灿烂多彩的古代城市文明。据正德《大名府志》介绍,城市的建造要借山川之势,聚集天地间的灵气,才能使城市大放异彩[8]。在地势地形上,尽管大名古城选址在平地,但仍然形成了“坐山面水”的格局,以“借山就势”的方式不完全脱离山地布局。城市选址在视野开阔、山河襟带、地势平坦的平原上,既满足“钟灵毓秀”的风水气势,又易于展开生产建设活动(图2)。
(2)河流因素。《管子·乘马》中“借山水之势”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环境观。大名府内各河流多系暴雨形成,有峰高、量大、势猛、历时短和突发性强等特点,大名府旧城常年受到洪水的威胁而湮没于泥沙中。在此前提下,明清大名古城在择址时,更加注重近水利而避水害的要点,与河流保持合适距离既能满足护城河的引水要求,为城内居民日常使用提供便利,又可减少洪水对古城的侵扰。
(3)军事防御因素。在明初政权建立阶段,社会的不稳定性驱使城市以防御功能为主。明初北直隶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北边的蒙古军队,因此军事防御呈现北密南疏的状态,大名古城军事地位衰弱。此时大名府虽无戍北之职,但其像一个楔子插入三省交互地区,战时将成为稳定三省的军事要地。明末清初时,土寇横行,大名古城内驻陆军,大名府军事职能逐渐凸显,城市建设也围绕此进行。
冷兵器时代城池是重要的军事防御手段,城墙系统是城池防御体系中的主体工程。广义上城墙体系包括城墙本体、城门、护城河以及附属建筑设施,这一套完整的防御设施用于应对阻碍敌军、地域矢石以及射击观察。经过研究发现,大名古城有完整的城墙、城门及护城河,三者共同构成古城的防御体系。
(1)城墙。景观形状指数(landscape shape index)概念是景观生态学中的概念,将其运用到将城市形态中,可以表达形状的复杂程度[9]。形状的复杂程度可以用区域内某板块与相同面积的不同形状之间偏离程度来表达,将其运用到古城的城市形态研究中,以正方形为参照物,引申出来方形城镇形状指数(square town shape index,STSI),该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E代表城墙总长度,A代表由城墙围合而成的总面积。将STSI指数与各边方差综合考虑,当两个数值越趋于零时,所求城镇的形状越趋于正方形。经过计算可以得出,大名古城的方差数值为1,STSI指数为1.004,总体来看,大名古城的城墙可以视为完整的正方形。
明代城墙的建造方法更加成熟,烧砖技术大幅提升,因此开始大范围将砖用于包砌城墙。此时的城墙用砖包砌,墙体向内倾斜收分,砖墙下有青石板墙基,其下有厚重的石灰土基础,内部添加砂质黏土。这些墙的坚固性很高,显现出当时战争情况的复杂性。
大名古城前后经历三次拆墙行动,终在2010年开始古城墙的拆迁复建,按照历史城墙的风貌,历时两年修建出新的“大名好城墙”。直隶地区其他古城的城墙是由于城市建设而破坏,大名古城城墙则是由于洪水和战争因素被破坏。
(2)城门。城门的开启是为了方便城中与城外的沟通,但同时变成了城池中防御性最弱的地方。为了进一步提高城池的防御性,在城门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墩台、瓮城、马面、角楼等附属设施。防御是建设本意,但在后面朝代的发展中增加了彰显礼制的作用,后续有城门楼,阙楼等附属设施出现。
城门数量上,大名古城在东、西、南、北各开一门,符合明清时期府城营建的标准。城门的名称是美好寓意的寄托,表达了城民的希冀。大名古城属明代新建,其取名来源于明代主流儒家思想,分以仁义礼智运用于四门。
(3)护城河。护城河是城门城墙防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作为人工挖掘的围绕古城的河流,具有防止敌人攻击的作用,是守卫城池的第一道防线。大名古城护城河宽度为4.5丈(约15米)。气候、地理基于人为因素对护城河的变迁造成了影响,护城河留存至今。大名古城的护城河被改造为景观河,河水碧波荡漾,河边杨柳依依,营造了良好的生态景观。
城池建置是古代方志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民国及以前的方志古籍中,大多是交代城市地理环境以及山川形势的疆域图,记录了城市的宏观区位要素。府城、县城图纸指出了府衙、文庙、城隍庙等重要节点建筑的相对位置,但是对具体尺度的表达并不清晰,文字部分仍以这些重点建筑的方位描述为主。民国以后,城市测绘技术手段大幅提高,地方志中逐渐出现记录城市主次干道的城市图,虽然比例与实际数据间有误差,但其关于城市形态的信息十分珍贵,是古城街巷复原的重要参考依据。
结合方志中的历史地图和卫星地图以及其他文献资料,在街市图的基础上,对大名古城街巷进行全面的判断整理,最终形成古城的街巷复原图,并借此得到古城轮廓准确的定位,整理得出古城准确的位置、周长、面积、街巷等信息(图3)。
(1)街巷形态复原。按照城市形态恢复过程对大名古城进行详细复原,在此基础上分析街道空间尺度以及街道节点空间[10]。大名古城的城市肌理仍然遗存60%左右,古城边界较为明确,并延续十字大街的格局。南大街上民国商铺、邮局鳞次栉比,东大街边法国天主教巍峨矗立,西大街中刘家花园、卧龙槐沧桑秀丽。四周城墙于2010年按原貌重新修建,恢复古城原貌。城内道路布局呈棋盘式,总体较为规整,鲜有斜向的道路。东大街与南大街为历史文化街区,明清、民国建筑多沿街布置,层高以一层居多,二层次之,三层最少。现存街道经过保护规划后,保留了多数历史巷道,对原不能相互连通的巷道进行改道处理,使道路系统更具整体性与连接性(图4)。
(2)街巷空间尺度。大名古城较为完整地延续了古城形态,主干道为十字型大街,大街宽度6~9米。古城范围内道路主要承担两个功能:一是满足城内居民的日常生活,二是方便前来观光的游客通达。结合城内道路交通中行人、非机动车较多的特点,按照现有城市规划的标准对城内道路分级稍显不足,因此对街道分级时,考虑到街道的交通职能,将古城的街道分为主干道、次干道、支路三个层级(表1)。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大名古城街巷空间尺度和空间特征。
主干道。大名古城的主干道分为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南大街两侧以商业服务设施为主,其次是居住建筑,间或穿插宗教设施、医疗卫生建筑等。东大街是民国西洋教会历史文化街区,街道两侧以宗教建筑为主,其次是商业服务建筑与居住建筑。街道两侧建筑年代集中在清末民初,城市风貌统一。
次干道。大名古城的次干道主要有道前街、县前街、城隍庙北街、满洲街、黄小街等。平均宽度在4米,承担古城内部分机动车行驶的交通功能,街道两侧以居住建筑为主。街道名称与其临近重要公共建筑相关,展现了节点建筑片区风貌特征。
支路。古城支路在3米左右,主要承担的功能为步行、自行车通行以及住户入户。支路街道格局延续明清时期风貌,传统民居坐落在街道两侧,这类支路私密性较强,是保存完好的历史街道(表2)。
(3)街巷节点空间。街道交叉口类型。街道交叉路口是多条街道相互交接的地方,古城中街道系统的交叉口密度很高。经统计,大名古城中的交叉路口分为丁字型、十字型和“L”型三种类型。
十字型的交叉口主要分布在主街与主街或次街与次街相交的位置。十字型的交叉口利于交通的良好运行,通常分布在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建筑附近,既便于行人通达,又利于人流疏散。由于道路宽度的不一致,造成了部分交叉口的错位,因此十字型交叉口分为正相交与错位两种。
丁字型的交叉口通常分布在主街与次街、主街与主街交接或是次街与次街交接的位置。丁字型是优良的防御型街道形态,在发生战争时,丁字形街道可以迷惑敌人在城中的方向,以达到防御的目的。
“L”型交叉口在城中分布较少,主要作用是连接尽端路。“L”型街道的空间尺度大小不一,主要出现在宅前路、马道转角处。
尽端路类型。尽端路的末端对车行封闭,在道路末端形成一段街道、广场或是回车场。在古城中,按照街道平面形态,可以分为“直线”型、“末端扩大”型以及“尽端分叉”型。
“直线”型尽端路在古城中广泛分布,作为宅前路的主要类型,对于住户入户有很好的指引作用。
“末端扩大”型主要运用于多个家庭组合形成的院落或广场空间。此类尽端路对应多个住户的入户门,扩大的末端广场为临近家庭提供小型集会场所。
“尽端分叉”型道路出现于两户并列的入户空间。当两户并列在道路尽头,为保证两户的私密性,常在道路尽头作分叉处理。
(1)街廓现状分析。根据走访调研,将大名古城内建筑根据建筑质量分为四类:结构完好、结构一般、结构较差、结构破损。依据卫星地图,同时结合实地调研建筑质量情况,发现大名古城内的街廓建筑肌理分为两类:局部破坏和完全破坏。其中完全破坏的街廓又分为两种,一种是街廓内以建构较差的改建建筑为主,改建形式上贴近古城原有风格,维持古城风貌; 另一种是街廓内以结构破损的重建建筑为主(图5)。
局部破坏类街廓共有10个,主要分布在府城南部,此类街廓中,部分区域历史建筑保存完好,保存完好的区域大多处在沿街位置,部分区域保存一般或是完全破坏,破坏的区域较为集中。
完全破坏类街廓共有39个,其中以改建建筑为主的街廓有27个,主要分布在古城北部较中心的位置,以重建建筑为主的街廓有12个,主要分布在府城西北部边缘。破坏严重的区域多以重要历史建筑为中心,如大名府衙、大名府文庙、直鲁豫三省总督府(元大名县衙)、大名府城隍庙、道署、普照寺、万寿宫、总兵署、元城县衙等。这些历史建筑损毁严重,已经不复存在,遗址上另建其他建筑,使街廓肌理遭到严重破坏。
(2)街廓总体形态分析。大名古城形态较为规整,4个“次一级区域”之间空间感知差异较小,古城氛围相对浓厚,一方面得益于重建完整的城墙系统,另一方面街廓在各“次一级区域”内均质分布,有利于古城完整形态的塑造。大名古城中所有街廓共计49个,其中西北街区12个,东北街区9个,西南街区16个,东南街区12个。4个“次一级区域”的面积差异不大,街廓的均质性引导府城内民居建筑平面形式具有相似性,与水域相邻的街廓形状具有不规则性。
为了避免古城在开发和更新中将原本较小的街廓合并,从而导致古城肌理的破坏,因此在现实中要从街廓层面考虑古城整体形态保护的意义。通过对比1970年、2021年大名古城的卫星地图,可以发现,大名古城作为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近几年进行了明显的城市更新活动,特别是古城西北隅,民居已经全部被改建或重建,仅保留两处历史建筑(图6)。可以预见,在未来发展中,这一区域内街廓能保留下来的可能性非常小,大名古城西北隅难以展现其真实的历史风貌,然而原真性恰是世界公认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看重的要素之一。
(3)街廓形状特征分析。从各个街廓具体来看,大名古城局部区域比较规整,街廓形状以矩形为主,进一步按照形态特征进行分类发现,大名古城49个街廓中,30个接近长方形,且绝大多数为南北向,9个街廓由矩形发生了变化,成为形状不规则的街廓,这些街廓靠近四隅陂塘的位置,主要是由于陂塘形状不规则,为了适应自然地形,周围地块被陂塘分割成细碎的部分,导致不规则形状的街廓出现,其余10个街廓比例接近方形。
大名古城街廓面积可以分为三个区间:大街廓面积在63 000~85 000平方米,小街廓面积在930~1 500平方米,这两种街廓在整体中占比较小; 多数街廓的面积在14 000~42 000平方米。各个街廓的平均面积约在28 000平方米,在这样的尺度下,平均每个街廓可以容纳15~45座院落,形成古城中一个普通的“邻里”单位。
历史建筑承载着一个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是在特定历史环境、自然条件、技术水平共同作用下结合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形成的产物。意大利穆拉托里·卡吉尼亚(Muratori-Caniggia)学派将不同时期的历史建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建筑形态、形态的动态发展研究,整理不同时期的建筑类型、风格,对其建筑特征及空间组织,以此作为研究城市形态的基础,将研究成果运用在城市设计以及建筑设计中。通过大量实地调研结合历史文献分析,完成历史建筑分类工作。根据历史建筑在城中的分布情况,探究历史建筑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表3是民国时期大名古城内建筑类型的统计表,宗教类建筑占比最高,其次是政务类与教务类建筑,占比最少的是商业类建筑。
(1)行政建筑。大名古城的政务类建筑主要包括府署、察院、太仆寺等,这类建筑至今鲜有遗存,但能从各府志、县志等地方志的记载中一窥其貌。大名古城在明清时期的行政建筑配置与明代大多数府城相同,符合明代古城配置标准。城中府治、县治、察院、太仆寺、阴阳学、医学等机构长期而稳定地分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府级政府。古城内府县合一,因此城内相对应有附属的完整县级政府。明清时期的治所城市中,许多衙署司院等机构都设立在城中偏北的方位,这是此段时期城市布局的普遍性原则,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外界众多因素会对此原则造成影响。大名古城自明代重建新城以后,大名府衙一直位于古城中心偏南的位置,除此之外,城内还设有一道一府一镇台两县署。
(2)宗教建筑。地方志中详细记载了大名古城内外的坛庙,对于重要的官方主持建造的坛庙,着墨较多。官方主持修建的祭祀空间,主要包括祭坛、城隍庙、乡贤祠以及文武庙。在古城中,对祭祀空间的修建与维护是知府及县令的重要的职责,祭祀空间的选址与建设的优先程度仅次于权利空间。社稷坛、风雨雷电山川坛、先农坛、厉坛这种有特殊方位要求的祭祀坛,分居古城四方,而其他坛庙多集中在古城北部或西部,这一方位选择除了考虑风水因素外,还有当时城池规模的因素,大名古城属于规模较小的一类。这类官祀由官方主持修建,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逐渐衰败,像城隍庙、关帝庙这种原本来源于民间信仰的祠庙,得益于民众捐款而延续。
(3)教育建筑。大名府文风盛行,文教建筑分布广泛。大名儒学始建于唐,经历多次摧毁重建后,明天顺四年(1460年)重修。大名古城为一府随二县的模式,城内分别有府学及县学,府学靠近府治,位于城内东南隅,县学靠近元城县治,位于城内西北隅。除此之外,清末城内建立四所书院,分别是天雄书院、大名书院、贵乡书院及广晋书院。四所书院中天雄书院原建时间最早,多番转折后,于道光五年(1825年)重建天雄书院,此时书院规模较之前扩大三分之二,设施齐备,建成后改名为大名书院。同治十一年(1872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相继建成贵乡书院和广晋书院,书院紧临城中次干道,交通便利,可达性强。
(4)商业建筑。大名古城自建城以来,客流往来频繁,直至清末民初时期,商业发展迅速,商贸繁荣。早期商业建筑集中在城南,沿南大街布置,规模大的商业建筑扩展至毗邻的次干道。而城北部分是以马市、羊市等牲口交易为主,相比城南略显萧条。现在遗存下来的商业建筑大多集中在南大街:老店铺,位于南大街北段杨家贞节牌坊旁,高两层面阔三间; 王氏洋布庄,位于南大街中段,高两层面阔五间,砖木结构; 南街刻字店,高一层面阔四间。这些商铺始建于清代,现存门窗呈拱形,门窗发券形式为木梳券,屋檐处常采用冰盘檐样式,立砖与扶砖相结合的形式使建筑立面更加丰富。由建筑样式可以推断出这些商业建筑在民国时经历了修葺,建筑位置不变,现存建筑展现清末民初建筑风貌。
中国古代城市中的公共建筑以衙署、学校以及各类观庙为主[11]。其中最彰显礼制思想的是各类文庙,它们通常沿大街两侧布置,将衙署居中布置,文庙、城隍庙分居两侧。城内建筑按礼制布置的同时,也受到仿生思想的影响。大名府中,元城县一直在大名古城之中,随府而治,然大名县没有一直与大名古城同城而治,呈时离时入的状态。大名古城内有府衙一座,县衙两座。古城北部以南北大街为轴线,元城县衙在北大街以东,元城县城隍庙在北大街以西。府级公共建筑集中在古城南部,同样以南北大街为轴,东为府衙,大名府文庙位于府衙南面; 西为道署,道署东面为关帝庙,南面设有大名府城隍庙,以及大名县衙,后县衙搬出府城,变为直鲁豫三省总督府(图7)。
根据古城内历史建筑分布,可以发现大名府署、三省总督(大名县衙)和道署这类政务建筑,府城隍庙、普照寺这类宗教建筑,府文庙、天雄书院、广晋书院这类教育建筑和繁华的商铺集中城南。商业聚集、文化荟萃的城南形成了大名府商业空间布局的核心。自建城起,城南是古城的政治、文化及商业中心。城北以马场街、油坊街、羊市街等区域为核心形成小型集市交易中心。至此,大名古城便形成“前朝后市”的城市格局,各区域功能完善。
明清大名古城是明代建城高潮时期的代表,城市的营建手法以及空间布局是对中国传统营城思想的传承与体现。大名古城规模适宜、布局严谨、形态完整,成为古冀南地区城市建设的集大成者,在明清古城研究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明清大名古城在历史长河中,经历各种破坏,仍有一定数量的历史建筑得以保留,但由于长期缺乏重视,在短期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传统古城风貌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对明清大名古城的形态特征进行分析,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大名地区的发展,应以传承古城这类文化遗产为前提,构建古城文化价值体系,系统梳理城内外环境、城墙、街道组成的防御系统,兴起和唤醒由文庙、衙署、寺庙和学校等构成的城内公共空间,保护和标志城内重要建筑要素[12]。二是现代城市进行城市设计时,可以充分借鉴历史古城中善于利用环境、融入环境的特点。大名古城借山近水的做法,可以为现代滨水城市提供丰富的城市形态设计手法,激发我们探索现代城市生态与文化,并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设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