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主改革和民族识别等工作推进,藏区的文物古迹和寺院遗址受到了重视,一些专业学者前往藏族聚居区进行考察,成果中包括了大量佛塔资料。改革开放后,对藏式佛塔背后历史文化意义的挖掘成为热点,出现了较为深刻的研究成果。随着新世纪进藏交通的完善,方便了许多学者入藏考察,对藏式佛塔所蕴含艺术价值的研究成为一种趋势,直至现在,研究的视野更是不断地拓宽,多元化多角度的研究日渐蓬勃。
2.1 关于藏式佛塔实地考察的资料
众所周知,内地也存着一些藏式佛塔,建国后学者们开始更深层次研究。梁思成于1961年发表的《中国的佛教建筑》一文,指出“十三世纪中叶以后,在汉族居住的地区出现了西藏式的瓶形塔”,明晰了藏式佛塔进入内地的时间[12]。建筑学家刘敦桢在《覆艾克教授论六朝之塔》中谈到我国六朝、隋唐木塔建筑特点时,提到北平西郊僧塔,外观是喇嘛塔式,但有中心柱直达底部,证明了在修建藏式佛塔时也会用到隋唐以来的建造手法,即中心柱之制④。通过这些研究,推动了藏式佛塔的研究深度,为存在于内地的藏式佛塔提供了研究资料[13]251。
在梁思成、刘敦桢等开创汉式古建筑调研方式的基础上,宿白先生以考古学视角,探索西藏不同时期佛寺佛塔的建筑形态发展过程,在藏式古建筑研究领域具有开创之功。西藏解放初期,宿白与王毅同赴西藏展开文化遗产的调查,宿白发表有《西藏日喀则寺庙调查记》[14-15]和《西藏山南地区佛寺调查记》[16]311-339等文章,王毅也发表了《西藏文物见闻记》[17-18]。《西藏日喀则寺庙调查记》记录了夏鲁寺、萨迦寺和雪囊寺中的佛塔,绘制了许多精准的速写图稿,首次运用建筑考古的方法研究藏式佛塔。王毅在《西藏文物见闻记》中记录了拉当寺几米罗布桑查塔、康玛云囊寺门外砖塔以及白居寺大菩提塔,对佛塔的细节(如塔基所绘纹样等)处留下了影像资料,鉴于有些佛塔后来被毁,这些资料弥足珍贵。
改革开放后,随着各地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有很多藏式佛塔遗址、包含藏式佛塔的摩崖石刻或壁画被整理出来。1987年发表在《文物》杂志的《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就包含了几座藏式佛塔的资料[19]。在黑水城外围城墙上共有五座藏式佛塔,因筑于元代,对元代西夏地区藏式佛塔形制风格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⑤。1991年的《宁夏青铜峡市一百零八塔清理维修简报》中[20],通过对藏式佛塔群的维修整理,认定这群藏式佛塔是建于西夏时期,“始建的上坯塔,其字折角形墓座、圆肚式塔身,为较早的藏传佛教覆钵塔的形制”,不仅丰富了西夏时期西北藏式佛塔的资料,还对于佛塔数何为一百零八进行了深入探讨⑥。《甘肃武威市白塔寺遗址1999年的发掘》也是一份很有价值的资料,白塔寺见证了使西藏归入中央王朝直接管辖的凉州会盟,所以佛塔属元代早期风格,提到“该塔(白塔寺白塔)为西藏噶当觉顿式,其形制与北京元代尼泊尔工匠阿哥尼设计、八思巴之弟益邻真主持修建的妙音寺白塔寺大体相似”,为元代萨迦风格佛塔传入内地的研究提供了例证[21]。另外在青藏高原腹地,对很多包含藏式佛塔内容的遗址也进行了考古调查,1979年文物刊发《阿里地区古格王国遗址调查记》,解开古格王国遗址神秘的面纱,无论是实体的藏式佛塔遗址还是壁画所含藏式佛塔,数量都很多,属于独特的西藏西部艺术风格,对于后弘期早期西藏西部佛教文化种类的研究很有帮助[22]。2007年《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白东波村早期佛教遗存的考古调查》,调查报告中记录了札达县白东波村和增撒地点佛教遗存的多处佛塔,佛塔都是以塔群、塔林的形式分布,包括了吉祥多门塔、天降塔样式的佛塔,是古格王朝时期的建筑,“大体上为一种‘塔院式'的伽蓝配置,以寺院居中,前后为佛塔,”这份资料对于藏传佛教早期塔寺关系有重要意义[23]。2017年由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调查的《青海称多县歇武镇格日村宋代佛教摩崖石刻考古调查简报》,其中有三处线刻佛塔,通过题记,最终判定这处线刻佛塔是北宋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通过该材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元代之前萨迦派佛塔风格[24]。专门关于藏式佛塔或附带藏式佛塔的考古调查成果还有很多,如蒋超年等[25]、仝涛[26]、夏吾卡[27]的考古调查报告都是研究藏式佛塔的材料来源之处,需特别关注和整理。
2.2 藏式佛塔历史源流及形制发展的研究
藏式佛塔一般被认为是源于古印度的“窣堵坡”,但关于藏式佛塔的形制演变和发展的研究,现今还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并未取得较为统一的结论。尕藏加[28]认为松赞干布(617-650)时期,佛塔随佛教由印度传入西藏,“坐落在西藏最早建立的佛殿——昌珠寺内(佛塔),这是藏族人自己在本土创建的第一座佛塔,”另外提出了“灵塔在形制上多采纳八塔中的殊胜(或尊胜)塔、神降塔(或天降)塔和菩提塔三种类型”的观点⑦。根秋登子[29]认为藏式佛塔有苯教塔文化因素的注入,具体为:“它(藏式佛塔)的塔基和塔座是原苯教时期雍仲庄严塔的狮座部分加宽加高组成四角、八角和多角塔座”和“象征日夜常明的日月和顶饰宝珠等组合而成”,是佛苯结合的产物,提供了一种从苯教塔出发来研究藏式佛塔的视野。索南才让[30]认为“西藏佛塔无论名目多么繁多,造型多么不同,但均源自为纪念佛陀功德而建的‘八灵塔'形制,”后来所建造的藏式佛塔,属同源异流。但廖旸[31]对此提出了质疑,虽然“天降塔”(八灵塔之一)塔座的四层阶级以往被认为是纪念佛至忉利天为母说法后,降下阎浮提所踏的三道宝阶,其实“(天降塔)并非根据印度的某座塔所仿建,而是塔所体现的象征体系的重构”。也就是说天降塔最初只是单纯的具有阶级,没有与佛至忉利天为母说法的情节相联系,所以也就没有纪念意义,“因此现阶段把它们视作‘具阶梯塔'更为确切”。冯智[32]、拉都[33]、龙珠多杰[34]58-78等也有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
藏式佛塔建筑的背后不仅是历史文化的呈现,更是藏族同胞审美习惯和艺术追求的表达。目前,藏式佛塔形制演变一直是热门的话题。这方面首推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著作分为西藏寺院、甘青内蒙古寺院和内地藏传佛教寺院三个部分,在甘青内蒙古寺院这一部分中,呈现了明朝之前藏传佛教佛塔艺术一路向北的传播情况,依据佛塔覆钵体的不同,将藏式佛塔在西夏和元时的特点分为四类,学术价值极高[35]305-365。其次,张亚莎等[36]通过青藏高原及周边岩画中佛塔形象的整理,总结出西藏岩画塔图形演变五个阶段,对藏式佛塔中苯教元素的探究提供了科学可靠的线索⑧。廖旸[37]着眼于藏式佛塔发展最关键的14世纪,指出布顿(1290-1364)在设计藏式佛塔时,并“没有采用其主张的八塔名目,而其塔样亦体现出西藏本土的考量”,从中窥见西藏艺术臻于成熟定型并形成自我体系的时代风貌。另外,也有学者从历史文本入手研究佛塔,沈卫荣[38]261-296对布顿著作《大菩提塔样尺寸法》进行了对勘和研究,认为布顿造塔思想来源于《律小事》⑨和《无垢顶髻梳文》⑩,但不是简单地将“两个段落拼合在一起而已,而是有其自己的取舍和评判的,”与廖旸的观点不谋而合,对藏式佛塔的本土化有启发意义。另外,廖旸[39]317-368、王宏利[40]以及贾维维[41]都有研究藏式佛塔形制演变的成果。
关于藏式佛塔文化的另外一种特殊的载体是擦擦( tsha tsha)。擦擦是一种藏族的宗教艺术品,其最初功能是充当佛塔塔腔内的佛教圣物,包括小型佛像和佛塔的题材,正因如此,便成为藏式佛塔重要的研究对象。但相关的研究国内起步较晚,较早的研究是2005年索南才让[42]介绍了擦擦与佛塔关系的发展,指出“佛塔形象是‘擦擦'的主要图案,尤其是‘天降塔'和‘菩提塔',”为善逝八塔的历史演变研究提供了具体的线索。张建林[43]提到“覆钵式圆雕塔(佛塔擦擦)不仅同时代唐王朝统辖地区没有见到,就是西藏10世纪以后也不再出现。……完全是印度样式”,这对于早期西藏佛塔本土化问题研究很有价值。吴雪梅[44]和章治宁[45]等,也都是从擦擦的角度来研究藏式佛塔。
2.3 藏式佛塔的建筑学研究
关于建筑方面,藏式佛塔也有独到的营建技术和美学定位,吸引了无数游人与学者,因此,从该角度研究藏式佛塔的成果较为丰硕。2007年由陈耀东编著的《中国藏族建筑》是一部专业性极强的著作,最具特色的是从建筑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藏式佛塔塔基、塔身、塔刹三者比例的变化,尤其深入分析了后弘期西藏受中央直接管辖后,萨迦派风格到格鲁派风格佛塔量度比例的具体变化,并附有量度图作为参照,这为藏式佛塔本土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支撑[46]208-217。近些年专门研究藏传佛教建筑的是南京工业大学的汪永平教授,2005年曾出版专著《拉萨建筑文化遗产》,在第三章拉萨宗教建筑中就整理了拉萨藏式佛塔的分布,也绘制了部分佛塔的图纸,但因地域所限,整理的藏式佛塔数量较少,种类也有限[47]123-130。后于2017年出版了由汪永平主编,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的“喜马拉雅”丛书B11,包括了拉萨、日喀则、江孜以及阿里等地区的藏传佛塔,汪永平团队经过长期实地深入偏远地区进行建筑调查,尤其是对西藏西部和西藏以西的拉达克等地区藏式佛塔的田野调查和记录,几乎涵盖了环喜马拉雅山脉地区藏式佛塔的资料,建立了相关建筑档案。另外,萧默的《敦煌建筑研究》中专门有一节从建筑美学角度分析敦煌石窟中的几种“喇嘛塔”,其中提到了一种藏式佛塔为每层须弥座上沿的转角处都带有山花蕉叶做尖角翘起之状,为一种元朝以来流行于西北的藏式佛塔风格,为西北地区藏式佛塔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48]203-207。在对藏式佛塔塔刹的研究中,吴庆洲[49]总结了藏式佛塔塔刹的演变,即“由元代的一个小型窣堵波演变为清代的日月刹和铜葫芦刹”,逐渐融入了中国文化元素,佐证了藏式佛塔中国化的问题。杨嘉铭等[50]134-139、龙珠多杰[51]、莫日根[52]等也都从建筑美学入手分析藏式佛塔,解释了藏式佛塔建筑中藏文化表达的手法和技艺。
也有从特殊藏式佛塔类型入手研究的,如周晶等[53]150-211将以往被忽略的藏式大型佛塔做了整理,运用现代建筑考古学方法和技术,归纳了多门塔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营造技术信息,对藏式佛塔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重要价值。总之,从建筑美学角度研究藏式佛塔的成果越来越多,虽然目前很多文章仍以客观描述为主,但研究愈来愈具有深度,探讨方向也越来越细化具体,处于向前发展的良好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