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60年代,刘氏不断完善其校。通过校语,即可发现他所掌握的版本在不断增多。比如刘氏在写正中书局版《校释》时,已拥有了他自己的唐写本。正中书局版《校释》例言虽未明说他所据的是“国人录回之文字”,但在《乐府》篇“缪袭所致”条校语中,其言唐写本作“缪袭所製”[7]90,与范注提到的“孙云唐写本‘袭'作‘朱'”已然不同④。至中华书局版《校释》,刘氏又得到了孙人和校本。此从《诠赋》篇“言庸无隘”条、《章表》篇“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条及《通变》篇“风味气衰”条可见。另外,我们根据《刘永济手批〈文心雕龙〉》所整理的内容,亦可见刘氏校读、批注《文心》之勤。
然而,刘氏作为一代宗师,又一直关注《文心》的校雠事业,那为何我们随手翻阅《校释》,便可得到刘校在条目、字数、材料等方面皆不及范、杨、王诸家著作的直观印象呢?
关于校雠之事,刘氏曾在《文鉴篇》《校释·知音》中,反复提及“知识诠别”与“性灵领受”的区别,以表明他的态度。其言:
至知识诠别之事,约有四类:求工拙于只辞。……一字之来历,征引及于群书,一事之典宝,辨诘等于聚讼,虽多阐发之功,亦有穿凿之过者,笺注家也。……四家之外,今世习尚,又有为校勘之学者,则笺注家之附庸也。有为表谱之学者,则历史家之枝派也。凡此诸家,固读书者所当为,然仅能为此,即谓已尽鉴赏之能事,获古人之精英,则亦未然也。朱子谓:“读诗者,当涵咏自得”,即舍人“深入”“熟玩”之义,亦即余性灵领受之说,合而参之,鉴赏之事,不中不远矣[2]187-188。
专注摘句批评的诗话家、极力征引字句的笺注家、喜欢援史证诗的考证家以及推举穷源究委的历史家,都不被刘氏提倡。这四种“知识诠别”之事,也被其视作未得文学之三昧。而对“笺注家”“校勘之学者”的批判,实已潜在地表明其龙学研究,不愿意走以范注、杨校为代表的传统考据学的路子。刘氏信奉“性灵领受”的心灵体悟,宣扬个体应在“深入”“熟玩”的基础上,以“目击道存”的方式,整体、直观地把握对象的本质特征。因此,《校释》之校,并不以材料征引为中心,而主要是以校勘的方式解决自身在“涵咏自得”时发现的疑问,有自觉寻求“义理”的意味。
对此,我们不妨参看《刘永济手批<文心雕龙>》以了解刘氏校字的挑选过程。根据目前整理的成果,有相当数量的批注未被收进《校释》校字之中。如《风骨》《事类》《指暇》篇,刘氏在《刘舍人文心雕龙十卷》本上分别批注15处、23处及19处,在涵芬楼本《文心》上分别校改9处⑤、13处及8处,而在中华书局版《校释》校字中分校2条、3条及2条,即这三篇的校字数皆不到其批注总数的十分之一。而单《书记》一篇,《校释》校字就较其批注少了近40条。如此大规模地的精简,正因刘氏“仅就极其重要的字词或他人误校者加以勘正,凡有校勘且合原文文义者即省而不录,故校字者少”[14]21。可见,《校释》对校字对象的取舍,自有其标准和目的。而罗立乾认为,刘氏校字“特别着意于每篇中历来考校欠密而与真正理解和把握住《文心雕龙》之精义有重大而密切关系者”[15]542。这说明刘氏选择校字对象的主要标准和目的,正在于其要能为《文心》义理阐释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贡献。
刘氏作为“后来的强者”,他选择的路就是在龙学研究中,取消“校”的本体性地位,而以其为“用”,沿着黄《札》的路子进一步发扬义理。现代龙学由黄侃开山,发展至范注,“征引虽博,但有时释事而忘义”[1]序例4。范氏以考据为主,进而知识性大于思辨性。刘氏则融文献考据于理论批评之中,“充分注意到了对文字的校勘与对理论研究的内在密切关系”[15]542,即其以释义为主,从而思辨性大于知识性。龙学大家中,以考据为主者,其注皆重材料、重证据,而以释义为主者,其校则重义理、重体悟。故刘氏之校,在理路上没有继承惠栋、焦循等乾嘉时期的主流学者,而是发展暗流之袁枚标榜性灵⑥的观念; 在方法上并不尊奉清儒“无征不信”的考据方法,而是宣扬“求诸义而当改则改之,不必其有左证”[16]314的汉人之法; 在态度上非是以清末大兴的科学为准绳,而更倾向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态度。
概言之,在刘氏心中,《校释》校字于知识性上的欠缺无伤大雅,其蕴含的思辨性已经组成通往形而上之理的阶梯。他所重视的,疏通《文心》各篇义理的目的已经借由校勘的方式得以实现。《校释》释义的不断完善,便是他校字时愈发自信的根本保障。
而关于“释体校用”的模式,有典例可见一斑,即《神思》篇“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句,《校释》校曰:“按‘费'疑当作‘贵'。”校语极其精简,不像《校证》和《增订校注》那样罗列版本异同。
问题的关键便在于《校释》前言曾交代,其所据版本有天启壬戌梅子庚本,而梅本恰恰已将“费”改作“贵”。既有此先例,本就未掌握许多版本的刘氏却只字未提,显然是对其未遑细审,且于版本方面不那么上心。
刘氏曾言:“即使别无依据,然从文义及作者思想全面推究,知其必系某字之误,校字者但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亦所当从。”[17]209其还说:“我最欣赏段玉裁说的‘夫校经者将以求其是也,审知经字有讹则改之,此汉人法也'。”[16]314据此可知,《校释》校勘此条,一方面是因为刘氏校勘的动机是出于“义理”的体悟而非“考据”的启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对“性灵领受”之法有高度的自信。我们参看《校释·神思》篇的释义,其言:“末段补论为文有待修改之功,及文事之妙,有非可言说者二意:首言修改而后工者,属之人力……修改之功,为文家所不免,亦文家之所难。”可见,刘氏认为“杼轴献功”当指修改之工。则“布”属人工之产物,而“麻”为天赋之自然。由“麻”到“布”是以人工补足天然的创作过程,定有所费心故不能说是“未费”⑦。改为“未贵”,则是于《校释》所强调的“自然之道”之大背景下,站在天才与人工对比而非世俗价值判断之角度得出的结论,与《诗品》“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语有相通之处。这也符合前文中“虽云”的转折意味,四句意即“虽然人工之布并不比天然之麻更加宝贵⑧,但经过精心组织,确实更有光彩而惹人喜爱”。显然,刘氏之校意在配合通篇理论阐释的需要,他是站在“理”而非“据”的立场进行校勘。
姚鼐曾言:“学问之事有三:义理、考证、文章是也。夫以考证断者,利以应敌,使护之者不能出一辞。然使学者有意会神得,觉犁然当乎人心者,反更在义理、文章之事也。”诸家校字皆为求“真”,然重“考据”者,其严谨、翔赡的论证正是为了形成逻辑自足的闭环,以应对文本中的“隐含读者”或是现实中的论敌。如刘氏之校字,若单独视之,则仿若自说自话。然因其“释体校用”的模式,释义既是校语的目的指向,亦是其说服力形成的基础。由此,我们亦可知刘、杨虽同受范注的影响,但刘氏反抗的态度为何要远比杨氏温和得多。除性格因素外,杨氏以考据为主,如火般从正面突破范注已有的成果与影响,故《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评开明本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等文多针锋相对,且多“故有是瞽说耳”“匪特未审文意,且惑同鲁哀公矣”等意气之语。而刘氏自开创“校释”合一的体例及转移著述重心后,便已如水般避其锋芒,从侧面跨越范注既有的成就和地位。
从龙学史的宏观角度而言,“《文心雕龙》研究成为一门学问,应起自元、明”[18]67。传统的龙学研究多侧重于文献学的范围,虽有评点、序跋以明义理,亦多零散而不成系统,其中黄叔琳的注本成为传统龙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然自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冲击,掀起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学术思潮,实现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已是大势所趋。而学者们要整理和超越的第一个对象,便是以乾嘉学术为代表的“考据”。这毕竟凝聚了学术共同体于一整个时代的智慧和记忆,且因中国极度落后的国情,“考据”背后的严谨态度亦与时人宣扬的“赛先生”高度契合,故纵使是激进派的领袖人物胡适,亦以考证言“红学”。
20世纪“龙学的四大基石”,无一不有考据的内容。但同时,他们对“校雠”的处理和贡献又不尽相同。现代龙学由黄侃开山,其《札记》开创“文字校注”“资料笺证”“理论阐释”三结合的新方法,然其因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故尚有许多不足。范文澜虽“追踪乾嘉”“笃守师法”,但勇于开拓、勤于进取,其校注完成由“注疏体”至“综合体”的转变,最终成为取代黄注的新范型。杨明照的诸多补注,则进一步解决由黄注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黄注因其为“客某甲”代笔而多有罅漏,虽有范氏的大规模补苴但弊处仍存,这使杨氏有机会为复原《文心》原貌再作巨大贡献。而刘永济则从范注侧重校注的趋势中跳脱出来,直承《札记》“文字校注”“理论阐释”相结合且以后者为主的理路,进一步为学界树立如何处理考据之学的另一种态度。当然这种态度之所以会出现在有“学衡派”立场的刘氏身上,也是因为范注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校字记》中“已具范君文澜补注”一语所代表的历史功绩,使得刘氏有机会脱身于知识性的材料积累。刘氏的这种转变为“发展期”的龙学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也加速了义理阐释的整体步伐。
另外,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入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广泛影响,“人民的文学”逐渐成为时代主流,则大众化、通俗化亦成为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一项重要要求。包括范文澜本人的学术生涯,亦以1936年出版的《大丈夫》为界,可分为“追踪乾嘉”和“通史普及”两个阶段。在《校释》出版的60年代前期,出现了当代龙学的第一个热潮,而它正是以“译注”事业为主流。1961年春,张光年为《文艺报》编辑部同仁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年轻人讲解《文心》,并以“白话骈体”选译了6篇内容; 1962-196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选译》上、下册,选译了《序志》《神思》等25篇内容; 196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郭晋稀《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 另有周振甫于1961年至1963年间,在《新闻业务》上先后发表了《文心》28篇注释翻译。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著述中有校勘逐渐隐去的趋势。
《易·系辞》有言:“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落实于文艺现象的演变之中,则如叶燮所言“惟正有渐变,故变能启盛”。虽就《文心》校雠事业而言,刘氏的校字未能严格遵守乾嘉考据的范式,呈现出异样的形态,但它同时也为《文心》研究的新变鸣锣开道。换句话说,《校释》“释体校用”的模式,正与浩瀚的历史洪流同向,其上承《文心》校雠传统,中续《札记》阐释理路,下联龙学译注事业,见百年传承之斗转,证世纪学术之迭新,诚为推动龙学研究发展变化之伏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