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建立测量框架
(1)构建测量维度。构建测量维度的前提条件在于对政策文件的充分解读。政策文件内容是多样化的,除了文化治理方面的描述,亦涵盖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其他方面的词句。因此,需要对政策文件作政策内部关系图谱的解读。政策关系图谱旨在对政策文本内容的层次进行剖析,围绕研究问题将符合条件的文本内容抽取出来,构建研究问题专属“信息茧房”,以此排斥不相关文本内容的信息干扰。鉴于此,笔者逐一对每份政策文本作文化治理的政策关系图谱解读,从提取文本主题到结构层次细化,以图谱形式对文本内容的有效信息进行全面展示,明晰测量维度的构建择取。以《1979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对该政策文本作文化治理政策内部关系图谱绘制(图1),由图谱获知,该政策文本在“大结构”上分为“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打好现代化第一个战役”等四个方维,每个方维均涉猎了文化治理的具化总结与指导。
本研究在对系列政策文本进行政策关系图谱的解读后,借鉴周向军等[35]、欧阳雪梅[36]的研究,构建四个层级的测量维度:(1)意识形态建设;(2)精神文明建设;(3)教育与科学建设;(4)文艺创作。
(2)关键词数据清洗。对政策文本中的关键词进行厘析,是注意力测量的先期步骤。本研究藉助ROSTNAT工具①进行关键词的数据清洗工作。首先,鉴于ROSTNAT工具仅兼容数据格式为txt格式,因此,事先将65份政策文本从doc文本格式转录为txt文本格式,以便于数据分词及词频统计。在统计词频的同时,对其语义网络共现图进行绘制。语义网络共现图可以判别词簇之间的联结关系,其将关键词中最具影响力的词汇,依据其中内在关联,从而联结起来。在语义网络共现图中,一个关键词就是一个独立的节点。联结线越密集的节点,其影响因子越大; 反之,联结线越稀疏的节点,其影响因子越弱。经过ROSTNAT工具,得到本研究的语义共现图(图2)。
观察图1可以体认到,虽然“经济”和“社会”节点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但亦可观察到,其与文化、思想、科学、技术、教育等节点有着联结关系,因此可以研判其与文化治理有着密切关联,这为构建与检验测量维度提供了路径。导入已完成转录的txt文本,进行词频统计,将符合测量维度的词汇逐一逐类归位,归类过程遵循文本分析共识:(1)尽可能保留原文字句,使用原文表述,而非自行主观提炼与组合新词字。(2)总词频表信息量大,包含内容涉猎政府职能、年度任务配置等多重内容,因此需反复逐一查摆,不遗漏符合测量维度的词字。经过筛选,得出汇总表(表1)。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更加范畴化地表示关键词,本研究在不改变关键词原意的基础上,对同类词簇进行了必要的合并,以提升注意力测量质量。譬如,将“义务教育”“教育事业”和“职业教育”统称为“教育”。文化治理的测量框架可视化如图3所示。
3.3 注意力变迁及走向
观察表2和图4,1949年以来的文化治理注意力演进情况,结合国家关涉文化治理的推进实践,本研究探寻到国家对于文化治理的注意力配置存有如下特征。
(1)新中国成立以降的文化治理总体连续延伸发展,T3是其显著的分界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治理注意力总体变迁情况,可以从“嬗变轨迹”和“走向”两个方面来双向研析。统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治理的嬗变轨迹,其注意力从T1的高位峰值呈现“断崖式”态势急遽下降,T3跌至历史低谷,而后以T3为分界点,反弹“爬坡”升格至T4,最终形成新的峰值。嗣后,文化治理总体趋向平衡发展,且稳步积淀走向深化。在文化治理的走向上,从T3至T7的曲线变化可以研判,尽管文化治理的各维度注意力比重配置仍存有差距,但是其差距在显著缩小,且总体趋向于平衡发展。这种走向得益于新时代对“文化自信”的津梁启迪。“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兴盛”作为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37],推动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心里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切实以新思想孕育新精神,以新精神引领新时代伟大实践”[38]。
综合文化治理注意力“嬗变轨迹”和“走向”,结合相应时期政府政策的指向与践履,可从如下几个层面探究其演变原因。
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设计认为, 要从以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过渡为社会主义文化需要经历一个过程[39],T1、T2、T3即是这样的一个探索如何建构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共同纲领》以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为指导,主要发展思想道德、文学艺术、科学、新闻出版、教育、社会科学、体育卫生等七种文化事业形态。在此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治理在汇编文件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报告讲话、文化类记叙与口述史料、报纸杂志宣传等方面产出丰厚[40]。
第二,1978年12月,改革开放的重大转折给文化治理带来了深远影响[41],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和方向有了较为明确的建设促动。文化治理重申继续“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42]57。“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获致政策袭用,助益完成了从社会主义文化治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创设和实践[43]84-127。
第三,自党的十八大将文化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伊始,“文化”业已成为同“经济”“政治”“社会”与“生态文明”并重的“五位一体”基本要件。文化治理在“五位一体”的职能框架内担纲着先导作用,联结经济建设的关键作用、政治建设的保障作用、社会建设的归宿作用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根基地位[44],“五位”相互嵌套、密切联系为“一体”。
第四,“五年计划”作为我国“政策治国”的重要政策形态[45],在我国“文化治理”的发展里程碑中有促进作用。从“一五”到“十三五”,“文化”在“五年计划”文本中的词频比重也不断增加,尤其改革开放迄今,其词频比值变化更加明显(表3),特别是“十二五”和“十三五”对文化治理的词频比例远超过了以往词频比例。
词频的增加意味着“文化”在“五年计划”文本中的比例增加,对其投注了更多的注意力。其中,“十五”计划第一次提出“文化产业”概念,并且驱策“加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和青少年活动场所等文化设施建设”。“十一五”计划第一次在提出“公共文化服务”概念,据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十二五”计划进一步明确要求“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除了上述内容,值得注意的是,T3意识形态维度注意力投入达到历史最高峰。之所以如此,缘于两方面影响:一是T3所历经的历史事件使然,例如文化大革命对文化治理的梗阻与割裂。这一时期的文化治理注意力演变轨迹是同当时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46]222。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将“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被广大人民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文化领域所归趣的奋斗目标。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47]215。
(2)精神文明维度的建设愈加成熟。精神文明维度的建设在趋向上有明显的波动,在T4前期趋于不稳定,嗣后则迈向成熟。溯思自1979年9月的新中国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叶剑英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48]。嗣后,1982年党的十二大对“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了独立阐述,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及怎么样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得到政策理据支撑。在延续之前政策基础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文化治理由此步入阔步发展时期。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推进文化治理在目标任务、原则要求、基本思路等层面全方位部署,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开,以期促进文化创新的水准提升。
精神文明维度已成为新时代的常态建设,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对于文化治理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搭建环路起助益作用。在习近平的文化思想中,更是以“文化立国”的战略高度,将文化视作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以及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把文化上升到引领文明进步的高度[49]。
(3)文艺创作在T2发展较薄弱,但总体日臻繁荣。文艺创作在趋向上总体呈现渐进状态。新中国成立初期“双百”方针极大激发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活力,成为国内科学文化治理的基本方略。此外,可以显著观察到,文艺创作在T2较为薄弱,究其缘由在于,“大跃进”运动及三年饥荒等造成的经济困难迫使国家及人民的注意力全面聚焦于经济层面,优先着手解决温饱问题,而暂时放缓其他维度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文艺生产力。在扛过系列难关之后,党日益重视文艺创作的数量与质量,出台了系列政策举措鼓励文艺创作。1979年10月,邓小平为第四次文代会致祝词,指出国家“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至此迎来了文化蓬勃发展的春天[50]4。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习近平新时代文化自信思想的时代背景,也是我们思考文化自信的历史方位[51]。在新时代,新媒体的出现助推大量原创文艺创作的作品诞生,在音视频上的创作,更是达到了历史峰值。在信息繁杂的互联网时代,新媒体阵营快速更新迭代,文化传播从纸面走向可视化,新媒体成为文化传播的新载体,是文化治理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在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这是文化自信的深刻体现,展现大国创造辉煌的充沛底气。
(4)教育与科学建设在全貌上稳中有升,连续而渐进。新中国成立伊始,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扫盲运动所掀起的三次识字高潮,促使国民教育开始起步。1986年,党中央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提出2000年全面推行九年义务教育。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把科学技术和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五大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并且将此列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治理的整体战略。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特别强调,“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坚持教育优先和推进素质教育提供政策依据。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映射了党对文化治理的认知更加深入。在新时代,“双一流”政策下的高校建设进一步促进教育质量的升级。上述施政思想的落地施行,极大促进了教育和科学建设的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尤其是本硕博教育,国家持续倾注了政策注意力。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在“生源扩招”“985、211工程”“双一流工程”等政策举措的促动下“双向”扩展,教育资源总体从匮乏走向繁盛,教育质量亦逐步跻入全球排行。据第九年度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显示,我国有402个学科进入世界百强行列,位列世界第三。2016年5月,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作用[52]。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