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问题的形成必然有其经济背景,脱离经济孤立地看待,不符合实际,也容易陷入唯心主义。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失信行为无疑是理性经济人受到失信财富效应的刚性激励所作的选择结果^[7]19,86。从经济层面进行分析,受救助者失信最直接的原因是受经济利益驱使,失信行为无疑能增加经济利益,而且被发现失信之后没有惩罚或者惩罚相对于获益来说微乎其微。如学者所指,社会失信行为发生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是社会守信行为的激励机制远未健全,而社会失信行为的制约机制却日渐乏力,此乃我国社会中诚信缺失的症候表现^[8]3。助人反遭讹诈现象只是众多社会失信行为的一个缩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当利润达到10%的时候,他们将蠢蠢欲动; 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他们将铤而走险; 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 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讹诈救助人这一行为能带来利益且基本无需支付相应代价,这样的无本买卖当然会吸引不少钻牛角尖的“经济人”,演变成另类的“经验”。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类似的“经验”,在他看来,人们生活在社会里,一开始相互间并不是漠不关心,都是因为豺狼当道,出现过许多让无辜人牺牲的事实,尤其是救急扶伤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被人诬陷,慢慢地人们就都选择如下做法:只要事不关己,还是选择远远地站着干净。此乃“经验”之谈,也是牺牲换来的结果。有人暴病倒在路上,或有人翻车摔伤,路人尽管围观,更有甚者幸灾乐祸,但是愿意伸手相助者极少^[9]720-721。

失信成本是指失信者对其社会失信行为所付出的必要代价,包括道德成本(谴责)、经济成本(惩罚)和法律成本(归责)^[8]5。由于陌生人社会的形成和个人主义的兴起,现在在社会中生存不再像小农经济时期那样受到伦理道德的拘束,道德的谴责对于失信者造成的影响是较小的,并不足以引导其做出正确行为。而受救助者失信所需付出的经济成本和法律成本也难以对其行为起到规制作用。根据有关统计,受救助者的讹诈行为被揭穿后,受到的惩罚寥寥无几,顶多是将已得到的欠款返还再让讹诈者进行赔礼道歉,很少会让其再承担除此之外其他形式的责任,统计表明84个案例中仅有1起讹诈者被行政拘留^[10]。即便最终能证明受救助者是出于恶意讹诈,由于法律对此并没有规定相关的惩罚措施,因此,对恶意讹诈者起不到惩戒和威慑作用。失信带来的成本低廉,也是受救助者选择讹诈行为的重要诱因。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失信者法律责任的缺位,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法律规定的缺失,我国尚且没有专门针对受救助者讹人的责任作出统一的立法规定,能够适用的法律依据多是参考原本已有的规定,存在零散、针对性不强的问题; 另一方面体现在法律执行的失灵,即在能够确定受救助者构成法律责任的情形,由于受救助者年龄或是其他原因,未能执行惩戒。两相叠加,导致了受救助者只需要承担极低的失信成本,却有可能会得到填补自己损失的结果,这也会让“理性的经济人”趋于选择失信行为。

根据阎云翔^[11]统计,26个讹人的事件中受救助者讹诈的钱财数额不算巨大,基本数额集中在1 000元左右,不至于压垮一个家庭,不是走投无路、迫于无奈的选择。受救助者选择讹人的根本动因是为了填补自己的损失,简言之,其基于自身的经济负担考虑而采取讹诈手段。这种经济负担一是由于受救助者自身能力低弱。据相关调查发现,在讹人案件中,受救助者多为老人和儿童,往往属于缺乏独立收入、在家庭中话语权较弱的群体,也不乏迫于供养者压力而做出诬陷行为的情形^[1]46。二是由于缺乏能够帮助受害人分担风险的保护机制。因此,一旦陷入困境人身遭受损害,除了将救助者诬陷为肇事者要求赔偿之外,可能难以找到能有效弥补自己遭受损失的其他手段。这反映了事故受害人的社会保障不足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仅按照各城市最低生活标准),但在基本需求之外,对其他方面的保护程度还不足以满足其需要,比如在个人医疗领域。尽管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在努力改善医疗保障现状,除了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外,农村居民看病也有新农合保险,不再处于无险可保的空白状态,但这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保障力度的差异。在我国,公民得到的社会保障不是按需求,而是因身份(户籍制度),这也造成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屡见不鲜。一场大病、一次意外事故,就足以压垮一个尚算小康的家庭,或许这是讹人者选择讹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目前报道的受救助者失信行为而言,受救助者讹人行为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经济“补偿”,但对于救助者,失信行为可能侵犯其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具体表现为讹诈的主要目的是从救助人处获得赔偿,侵犯了其财产权; 如果讹人者散播虚假事实的情节较严重,还可能对救助者名誉等人身权益造成侵害。

(1)造成财产损失的民事责任。受救助者将救助者诬陷为肇事者,最常见的意图是使救助者赔偿自己因陷入危难带来的损失,比如受伤的治疗费用或是导致财物损坏的损失。这一部分损失,若是由侵权人引起,则应当由侵权人承担; 若没有侵权人,则应当由受救助者自己承担。受救助者将本该自己承担的风险转嫁到救助者身上,实际是逃避承担自己的责任。在一些讹诈案件中,救助者出于善心先行垫付部分医疗费,却被受救助者及其家属诬陷为肇事人,在真相未得到查明前,这部分代垫的费用可能得不到偿还,相当于对救助者财产的一种侵害,其财产不应该减少却减少了。此外,将救助者诬陷为肇事者的另一意图,可能是为了逃避承担救助者因救助造成的损害责任,尤其当受救助者面临侵权人逃逸或无力承担救助者损失的情况,受救助者不仅要对自己的损失买单,还要对救助者因救助遭受的损失进行补偿。此种情形,如果将救助者诬陷为肇事者,受救助者便无须承担补偿责任,相反,还能让救助者承担受救助者的损失,可谓一举两得。对于救助者来说,则意味着损失得不到填平,财产应该增加却未增加,同时,由于被诬陷要求代替他人承担责任,财产不该减少却减少。上述两种情形均属于对救助者财产权的侵害。受救助者不仅应当返还救助者财物,其讹诈行为本身也应该受到惩罚,比如可以考虑要求受救助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如以代垫医疗费用为基数,要求赔偿一定倍数的赔偿金,如三倍或五倍,具体数额可以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毕竟受救助者的诬陷行为不仅损害了救助者个人利益,而且还破坏了乐于助人的善良风俗,如只让其返还讹诈的财物,对于失信者来说,实际没有任何财产损失,无法真正起到惩戒作用。

(2)造成人身权益损害的民事责任。当受救助者诬陷救助者是肇事者的失信行为经过新闻媒介等途径传播后,可能对救助者的名誉等人身权益造成较大的损害。自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之后,媒介对于此类事件的关切从未停止,一直维持较高的热度,扶与不扶的讨论也未落下帷幕^[12]。在社会大众对“扶人被讹”保持着热切关注下,类似事件一旦出现极易成为广泛传播的热点话题,此时,如果“肇事者”实为救助者,在不实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势必对救助者名誉等人身权益造成较大的损害,从而可能对受救助者的精神造成严重损害。明明是出于好心不求回报的善意行为,不仅连最基本的感谢都没有,反而蒙受不白之冤,救助者难免会产生委屈、受伤之感,严重者可能会遭受到精神创伤,有救助者甚至以自杀证明自己的清白^[13]。对于造成救助者名誉损害的,受救助者应该赔礼道歉、恢复救助者的名誉; 对于造成救助者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精神损害的不同后果,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失赔偿责任。

行政责任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做出一般违法行为时需要承担的责任,内容包括精神罚、财产罚和身份罚。讹诈救助者的过程中,受救助者可能成立行政责任。受救助者的讹诈行为,离不开捏造救助者肇事的虚假事实,虽然其主观目的是为财,但是客观上实施的行为如果足以贬损救助者的人格,破坏救助者的名誉,可构成诽谤行为,在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程度时,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应当追究受救助者的行政责任,具体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2款规定^③进行处罚。这在现实中已有相关的例子。如对2013年四川达州蒋老太讹人案件的处理,虽然蒋老太由于年龄超过70岁没有被执行处罚,但是,蒋老太儿子因一同诬陷被实际执行了10日治安拘留,500元罚款的处罚^[14]。在讹人行为的严重程度达不到刑事惩罚程度,行政责任的适当承担是必要的,能够起到很好的威慑作用。

前述受救助者的讹诈行为,构成诽谤行为,如果未达到“情节严重”的后果,受救助者需要承担的可能是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但如果达到“情节严重”的后果,符合诽谤罪的构成要件,受救助者需要承担的可能是刑事责任。在现实案例中,有的受救助者诬陷救助者并要求救助者承担数额巨大的赔偿,救助者无力承担,申冤途径又不畅,救助者承受无助和绝望等巨大精神压力,有时甚至选择极端方式自证清白,类似情形符合诽谤罪的构成条件的,应该追究受救助者诽谤罪的刑事责任。

受救助者的主要目的是从救助者处得到赔偿,但救助者对案件事实清楚,知道自己不是肇事人,除少数为息事宁人者,一般都会拒绝受救助者的赔偿要求,此时受救助者有可能虚构事实以救助者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救助者承担赔偿责任。在现在社会监控较为齐全、辅助手段增加和司法水准提高的情形下,大部分案件事实能得到查明,还救助者清白,此时受救助者的行为可能还符合虚假诉讼罪的构成,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2021年施行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第2条^④,又对虚假诉讼罪做了进一步详细解释,包括行为人单独或与他人串通,捏造虚假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意味着受救助者单独作出讹诈行为,或者因家人缘故与家人合谋捏造救助人肇事事实,并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形,属于虚假诉讼罪的范围。此外,根据《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3款^⑤的规定,如果讹诈他人提起民事诉讼并获得胜诉裁判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可见,受救助者的诬陷行为有时达到入罪标准,构成虚假诉讼罪、诽谤罪,需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

征信就是通过采集、整理并保存个人信用信息的有关记录,包括信用卡逾期、欠债不还以及合同违约等不诚信行为都会被记录在其中,综合形成对个人的信用评价。受救助者被救助之后反而讹诈救助者本质上就是一种不诚信行为,可以考虑将其纳入征信业务的范围,且该种失信行为也有纳入征信系统的必要性。当受救助者因为失信行为,导致其信用评价差,将其列入失信人员黑名单,将影响后续贷款业务的办理、高消费限制以及可能影响正常就业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这种可能承担的失信成本本质上也是对讹诈者的一种惩戒,能有效遏止受救助者轻易地做出讹诈的决定。比如深圳已经率先做出了尝试,以作参考^⑥。深圳对讹诈行为纳入征信的规定比较合理,只要有相关法律文书生效即可录入征信。现实中警方通过监控等技术手段证实受救助者存在讹诈行为的,可以作出相应的处理结果,以此作为凭证将受救助者的失信行为录入个人信用系统。除此之外,征信系统是已经构建好并被民众广泛接受的规制手段,利用征信系统对受救助者的失信行为作出规制,无需另行设立制度额外付出成本。通过信用惩戒,引导受救助者依法纠正失信行为,有助于营造危难救助领域良好的信用环境,达到鼓励危难救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