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在《Retreat from Class:A New“True”Socialism》中以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坚实基础,针对NTS试图用话语理论解构社会,否认阶级的客观性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观点,客观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对NTS进行批判。伍德指出,NTS的理论主张和实践方案不具有现实性,大部分仍是意识领域的美好幻想,是落后的右翼社会民主党欺骗人民的“空头支票”。在伍德看来,NTS是通向反马克思主义的“驿站”,其中充满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与理解。
2.1 批判NTS的阶级观
恩格斯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3]7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受压迫和剥削最深和最严重的阶级,处于全面异化的状态,代表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担当着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角色,具有反抗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统治的内在政治需求,能够完成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是有着最为直接的客观利益的社会集团……工人阶级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这足以允许其发展成为一种革命性力量。”[5]18然而,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结构等方面也发生着复杂的变化。NTS认为工人阶级没有像马克思期望的那样发动一场革命运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变得更加分散,无法对抗资本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夹缝中透过各种特定的、分散的斗争争取得到多一点的政治空间。人们已不再认为有充分理由去建构一个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即一个包容和广泛的政治力量,就像过去那些工人阶级政党所希望做到的那样。换言之,阶级作为一个政治力量,跟作为政治目标的社会主义理想同时消失。工人阶级失去了反抗意识,斗争方式趋于和平,传统的工人阶级不再积极参加政治斗争。拥有革命性的阶级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转变为囊括不同成分的人民同盟,由工人阶级主导发动的阶级斗争不再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动力。
伍德从以下几个方面批判NTS的阶级观。
第一,伍德认为工人阶级具有人民同盟无法替代的独特性。NTS不认为工人阶级是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力量,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后期的发展中已经与资本的逻辑相一致,工人自身并不要求本阶级灭亡,工人阶级不具有革命性、与社会主义目标无关。伍德认为:“革命的社会主义,在其传统意义上,把工人阶级及其斗争当作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这不仅是一种出于信仰的行动,同时也是一种基于对社会关系和力量的综合分析的结论。”[5]20在伍德看来,NTS之所以反对工人阶级是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力量,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人类总体历史的误认,他们在反对经济决定主义的名义下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将生产方式决定论简单地理解为狭义的和纯粹的经济决定论,忽视了历史发展的社会关系维度; 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资本主义历史的误认,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无法承担历史变革主体的重任,其实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仍然以资本的积累和利润最大化为特征,资本主义社会的“先天”矛盾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广泛的阶级群体,仍是最具潜能的革命力量[9]。NTS表面上没有放弃工人阶级是社会改造的主力军的观念,但对工人阶级的定义过于宽泛,并力图将“脑力工人”充当社会主义计划的核心。这些举措在伍德看来会得到的一个必然推论:NTS主张的由人民同盟代替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结论是错误的,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概念的本质意义,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5]18。
第二,阶级斗争才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必然力量与方式。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是由工人阶级发起阶级斗争,并由这一群体掌握政治权力。“而如今阶级斗争逐渐表现为获得政治权力的手段——而且有时候甚至还不是主要的、根本的手段。”[10]12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已经远离阶级斗争这一核心原则。马克思指出:“迄今为止,无论哪一种性质的社会更迭史,归根结底都是压迫阶级与反抗阶级的斗争史。”[11]288在NTS的方案中,获取政治权力比阶级斗争更为重要,他们试图通过选举的方式实现和平过渡。针对这种观点,伍德认为他们没有直面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而是将减弱甚至消除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历史使命。由于发起社会变革的力量被替换,与原来社会主义目标相对应的斗争结果也随之改变,之前预设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人类社会产生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传统工人阶级深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为了从根本上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只有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这条唯一途径来占有生产资料,掌握政治权力,对于广大无产阶级来说,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还具有解放意义。NTS在对工人阶级以及阶级斗争进行攻击时,同时也否定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否定本质主义、经济主义而将政治与经济的关联性剥离,进而否认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可行性。
2.2 批判NTS的民主观
NTS认为,社会主义直接是民主的“衍生物”,民主是二者关系的主导者。在伍德看来,NTS本质上存在对“民主”概念的误读。她指出,这一理念从阿尔都塞时期开始NTS已经逾越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界限,在NTS看来,将资产阶级民主进行延伸就可以平稳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对这一目标进行实践的群体就是人民同盟。NTS一方面通过建立人民同盟的方式构建“激进民主”,另一方面通过论证“自由民主”实践具有相对独立性,进而认为民主具有广泛意义,由于人民同盟并不具有阶级色彩,NTS得出可以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延伸的基础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伍德从三个方面批判NTS的民主观。
第一,激进民主实质上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离。伍德批判了NTS企图用以“话语”为基础所构建的人民同盟取代传统工人阶级的主张,伍德认为:“他们并试图将‘激进民主'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效方案,同时把社会主义社会追求的各种目标和自由主义制度紧密结合起来构成一个整体。”[12]128首先,针对“激进民主理论”所主张的革命主体,伍德认为用多元主体的人民联盟来取代工人阶级不具备科学性。NTS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具有本质主义倾向,从根本上看就是不成熟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从诞生起就是对立的,至于社会的领导权,社会认同的建立究竟该由谁来主导都不存在明确答案。这些都将成为历史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其次,在伍德看来,NTS理论家拉克劳与墨菲所提出的民主仍旧是资本主义的民主,这种民主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上是“程序自由”和“市民自由”,民主虽然在形式上不断扩大范围,但民主的内在价值却不断减少,资产阶级只是在不触动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给予劳动者一些政治权利,从本质上来讲,工人阶级依然与资产阶级相对立,受到为资本主义的压迫。最后,伍德站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不能看作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至于NTS所认为“社会主义只是存在于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一个短暂历程”的观点,伍德表示这一论断割裂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并将阶级斗争引向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引向话语斗争,其本身就存在理论根基的失误。
第二,自由民主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实现其霸权的工具。伍德指出:“自由民主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实现自身霸权的重要载体,原因在于这些理论学家对概念的置换,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自由这一理论被认为包含了社会主义目标,从资本主义社会经过暴力革命到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被替换成由资产阶级民主直接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阶段。”[5]166由于资本主义的结构与阶级体系变得与过渡问题无关,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被确定为是具有偶然性的,而自由民主是“非决定性的”,阶级中立的。这样一来,NTS可以被理解为,它不得不将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置于特殊地位,以便继续保持资本主义社会的霸权。另外,由于NTS提出民主实践具有相对独立性,民主本身不带有阶级色彩,因此他们寄希望于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民主进入社会主义。伍德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驳。首先,NTS否定政治与经济之间存在连续性,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抛弃。NTS认为民主不具有阶级性,资本主义民主是法律与程序意义上的真正民主,这也意味着劳动者与资本占有者之间的根本对立被移置,暴力革命被抛弃。在伍德看来,民主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是必不可分的,资本主义民主在其本质和内容上是虚假的。其次,自由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伍德指出,尽管NTS所主张的“民主”存在多元主体,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这些民主从构成上来看虽然包含的群体过多,从意义的角度上看它涵盖的意义纷繁复杂,甚至于在引导人民认为这种虚假“资本主义民主”和政治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联,但是,该民主的实质无法被遮掩,它依旧是资产阶级霸权的扩张。最后,伍德得出结论认为,NTS倡导的“自由民主”并不能从根本上推进社会主义历史的进程,这一概念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扩展其利益的、维系霸权的工具。主要原因在于“自由民主”依旧是资本主义逻辑体系下的产物,带有资本主义剥削的深刻烙印,而他们二者的结合也是表面的、形式主义的结果,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彻底的、虚假的民主,更不存在简单的、非对抗性地从自由民主扩展到社会主义民主层面的可能性。
第三,激进民主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NTS在话语理论上所构建的“人类普遍的善”推动的,而“人类普遍的善”这种从话语层面构建的社会主义斗争动力并无坚实的社会根基,并不能引导他们所主张的“人民同盟”真正走向民主。伍德指出:“社会主义斗争应当是具有独立意义的斗争,不应该成为资本主义‘民主'斗争下的附属品,因为这种民主不具有决定性、历史必然性、不是具象的产物,容易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异进行抹杀。”[5]29针对该主张呈现出的错误,伍德表示,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理论家认同历史和政治具有随机性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的背后则是这些理论家们拥有一种不符合常理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带来的只能是绝对的随机性。伍德认为,虽然这种理论在阿尔都塞时期就已经出现端倪,但它是不明确的、带有模糊的特点,由此可见,这种非决定性的、抽象的民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正如伍德所认为的那样,NTS所建构的“激进民主”理论并不能代表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而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
2.3 批判NTS的社会主义目标
(1)NTS错误地认识了社会主义目标。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过程已经设立了一个完整的路径,即工人阶级追求自我解放,引导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终极目标。伍德认为,这条路径表明了历史发展与政治目标完成是相伴而生的,二者具有统一性,社会主义的建立是从现实社会的发展中被预测出来的。伍德指出,NTS将政治与经济分离毫无现实根基,由此得出历史具有随机性的结论是荒谬的。NTS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不再是消灭阶级剥削,而是在未来社会直接取消人类最赖以生存的“劳动”这一基本要素。伍德认为这种政治建立在话语理论基础之上,难免会是由各个不同基础的共同目标综合构成的,是不伦不类的。以高兹为例,他在《告别工人阶级》中指出,由于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不再被迫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这个社会建立的基础就是取消劳动,未来社会的形式将是“双元”的,一是“由满足主要需要的必需的物质生产构成的必然王国”,一是“可以不受必需的社会生产制约的自由王国”[10]16。伍德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目标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高兹社会主义目标是取消劳动; 而消灭阶级和剥削并不意味着取消劳动,要让工人阶级各尽所能地劳动,而不是被迫出卖劳动力。将取消劳动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2)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根本路径无法被替代。伍德指出,受压迫的工人阶级不得不团结起来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来进行反抗,这一理论受历史唯物主义的支持,且拥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与现实基础,是具有现实意义与可操作性的。但是,NTS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体制内,通过立宪的手段获得政治权力,并进一步延伸资本主义的民主形式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伍德认为,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家认为人民斗争无法突破资产阶级民主的藩篱,他们错误地认识了自己的身份,也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使命,通过选举的方式赢得资本主义社会的胜利是不可行的,夺权之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更是不具有现实性。这是欧洲共产主义者对工人阶级存在悲观主义态度的表现,他们也回避了欧洲共产主义的真正挑战,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历史事件被错误估计为仅仅是对不同革命方式的选择,它无法推动社会主义进程,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总之,权力斗争不能替代阶级斗争,选举手段也不能替代暴力革命。
(3)实现NTS社会主义目标的革命主体——人民同盟缺乏社会历史根基。构成人民同盟,并使这些人认识到他们身处“同一阵营”具有挑战性,他们之间由于不受共同利益的驱使,而只是依赖于简单的建立在共同意识形态上的观念支撑,导致他们缺乏能够凝聚在一起的根本动力。伍德指出:“这一方案要想成为现实,就必须依赖这个被称作是人民同盟的联合体,而这个联合体由于缺乏凝聚力,更像是一盘毫无根基的散沙,他们之间并没有相似之处。”[5]6NTS认为,社会主义的天然构成者是在意识形态上能够统一的群体,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各自拥有的理性认同。伍德认为,只有由知识分子去构建社会动因并联合各种力量,但是这些不够成熟的“人民同盟”主体暂时不能被联合起来。NTS始终存在这样一个矛盾: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群体在物质条件中始终无法找到来源与支撑,只能落脚到自主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上,他们必须由意识形态和政治来生成,这表明NTS已经走到了社会主义精英论的尽头。NTS者甚至认为最为革命的、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不是被压迫的工人阶级,而是那些受压迫力度不大的,甚至不受压迫的阶级,在伍德看来这完全是不科学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发展。
(4)NTS所设定的社会主义目标不具有现实意义。伍德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差异”,排斥“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和阶级政治,但他们依然认为社会发展必然存在一种性质广泛、公开普遍的政治目标。但是现实社会中并没有像“阶级”一样的、具有共同基础的社会群体存在,因此他们的社会原则只能是抽象的、不具备决定性的。不能用“激进民主”这一概念来置换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概念,因为“激进民主”的构成者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他们并没有一致的解放目标,也没有可以将他们紧密相连的共同利益,这一目标是建立在无根的话语基础上的。伍德认为,“激进民主”中的“民主”并不真正具有民主的真实意义,这个“民主”寄希望于广大的知识分子,并希望知识分子能够引导形成有力的政治力量,但是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能否得到发挥作用是有局限性的,无法真正在政治实践中得以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