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把握资本,可以说资本的产生标志着现代社会的真正开启,赋予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根本特性,凝铸了资本主义现代性。“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198即资本主义时代诞生。资本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1]诞生,利欲熏心的货币占有者为了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无所不用其极地找到了这一独特商品即劳动力,将劳动者成功转变为工厂工人,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是资本将其滴着血和肮脏的毛孔在工业生产中、对工人的剥削中不断张开的过程。而这一转折性因素的内在属性即劳动力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又更加直接体现了资本的扩张本性即对自我增殖的狂热追求。资本在寻得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后,为实现自身扩张获取剩余价值而开始打破时空限制,“在全世界范围内建构了一整套闻所未闻的新型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2],即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在于“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3]34,体现在思想观念层面,则表现为“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3]34。可以说,资本是现代性生成的根本动力,并在自身运行中规定了现代世界的根本特征。

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看,资本主导现代化社会运转的各个环节,资本逻辑是现代社会运行的总纲,资本通过自身扩张直接影响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甚而社会关系与政治发展等方面。资本逻辑对社会系统的操控主要蕴藏在其权力性转换的进程之中。资本伊始“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4]31-32,随着资本在生产过程开启狂热的追求剩余价值活动,从货币资本存储生产资料、到生产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再到商品资本实现剩余价值,资本将自身纳入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进程,创造了资本运行的总体性。其总体性作用通过这三大资本的不断循环运作而漫盖整个社会体系。这时,资本的垄断超越了经济范围的局限,而成为“一种社会权力”^[5]217,一种使整个社会按照资本逻辑运行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资本所决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597,不断实现资本的权力性建构而形成了对政治、文化等整个现代社会的统摄。

资本主义“现代性解放逻辑之所以能够为人们展示一条必将胜利、必将解放的道路,关键就在其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6],在于形而上学的理性力量完美地遮蔽了资本逻辑的侵蚀本质,在现代资本力量的支撑下,形而上学成功超越古典形而上学而发展为现代形而上学,其以“理性”为研究着力点,认为“构成世界的是心灵即事物的终究实在是心灵”^[7]77,成为“守护资本的意识形态”^[8]。

这一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合理性进行理论辩护的现代形而上学,起于笛卡尔对近代哲学的奠基,经康德的推崇并到黑格尔的集大成而结束。其核心关注点从古代哲学的“存在是什么”而转换为“我们能够认识什么”,实现了认识论的转向,将“理性与自我意识”高扬于其哲学之中,通过实现与资本逻辑的同构,实现了“传统所有制”与“传统观念”二者合力推进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存与彰显。笛卡尔是现代形而上学的奠基者,其关注点从古代形而上学的“存在”到“我思”的变化,成功实现了哲学向认识论的转向。这是适应当时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理念体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逐步扩大与资本逻辑的不断运作,经济领域开始强调“自由与平等”等理念,同时体现在哲学领域则是要求“个人主义”与“理性”的思想辩护,笛卡尔对“自我意识”“我思”的论证则是适应了这一现实要求。康德哲学是现代形而上学发展的里程碑,康德试图弥合唯理论与经验论以实现形而上学的重建,但康德的形而上学所追求建立的是一个超感觉即超验的理想世界,康德对古代哲学的批判实现了“哥白尼式的革命”,即推翻了主客颠倒的研究范式而强调“对象符合主体”,但这里的主体作为“先验自我”是超验的、是不可知的,即先天综合。康德哲学将认识的可能性限制在物自身之外,其只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限制在理性层面,而资本主义的现实本身则被刨除在外,因而这一限制是消极的无用限制,只能满足我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现代化、而不能达到对其根本属性、现实根源等的深刻把握,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不断彰显的庇护。黑格尔则在批判继承康德哲学基础上实现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统一,将现代形而上学拉回到了“现实”,直接关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实际。然而在其最成就的地方却也存在着最大的缺陷,黑格尔虽结束了之前哲学的主客两分状态而历史地创造了革命的辩证法,但其体系却是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其从绝对精神、绝对理念出发来阐释资本现实,对资本逻辑仅展开了纯粹思想上的批判。可以说,黑格尔虽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但在其深入认识这一“本质”的环节却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沼,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批判也“回到了天国”而无济于事。

现代形而上学在推进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彰显着其革命性与进步性,而当资产阶级取得统治之后,其妥协性与软弱性逐渐占上风而丧失了其“先进性”,转换为资本主义在理念上的辩护者。资本物质力量与现代形而上学理论力量的目标一致性,使得“长于抽象化、形式化、合理化和数量控制的现代形而上学”^[8]依附于资本逻辑的作用发挥以保持其“生命力”,最终丧失了自身革命性、忘却了现实生活本身而沉迷于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纯粹理论辩护。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没有突破唯心思辨的理性圈套,还处于“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9]775。

而马克思对“现实”的肯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10]153,揭露了“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的根本缺陷,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路径在于“从人间升到天国”^[10]152。通过实践范畴的引入实现了对旧哲学的解码,实现了新唯物主义的科学重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折性超越。在对“物质利益”等现实问题的关切、深入地考察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马克思将实践的观点引入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从而锻造了唯物史观,成功地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思辨性进行了彻底性改造,将其从天国抽象拉回到人间现实。“实践”观点的提出,不仅确立了物质与现实第一性的哲学立场,而且成功提出了唯物史观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世界观与方法论。在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马克思超越了现代形而上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批判”而深入资本主义内部现实,通过对“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的阐释,即这一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9]797-798,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及其必将被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形态所代替的必然性,并指出了这一进程只有通过现实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

马克思并未否定“现代性”本身且极大地肯定了其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彰显的革命性作用,而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从制度属性与意识形态高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罪恶性,并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性展开了系统批判。即是说,马克思批判的对象是以资本主义制度规定的特殊现代性,这是马克思之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性作用之后,又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一根本趋势的本质所在。把握这一必然性势必要厘清一点,即马克思肯定的是“现代性”本身的积极性。马克思只是从现代化开启的历史进程即“时间”维度将现代社会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先迈入了现代化进程、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了现代性的首发载体。可以说,马克思是在科学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的基础上,从工业革命引起的生产力急剧发展着手现实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开启与发展,并基于此论证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转化。

马克思从生产力角度对现代性的肯定与从上层建筑角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可以看出,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属性是导致创造文明的现代化进程逐步走向野蛮的根本原因,且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属性规定与价值理念又根源于资本逻辑的现实运行。因而,马克思通过对资本逻辑剖析与批判,本质性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悖论揭示。可以说,资本逻辑形成了两种对立的力量所在,一方面,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狂热追求是资本家寻求扩张与积累的直接动力,从而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提升的积极力量; 同时,资本虽“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但……又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4]160-170,从而又产生了资本否定自身的因素,如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指数级增长改变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低下而导致的生产不足状况,但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资本主义生产不顾供需平衡而持续扩张,最终使得生产不足完全转向了生产过剩,酿造了一次又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等。

马克思虽未明确界定过“现代性”这一范畴,但在《论犹太问题》中提及了“现代性”,即“基督教的幻象、幻梦和基本要求,即人的主权——不过人是作为一种不同于现实人的、异己的存在物——在民主制中,却是感性的现实性、现代性、世俗准则”^[11]37。马克思将“现代性”与“现实性”“世俗化”放置于同一语境之下,用来概括民主制的现代化特征,主要蕴含的是“现代化的”意思,强调现代社会与基督教社会的发展差异,是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特征性描述。

而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视为自然历史进程,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2]84,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现代社会势必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替代,而附属于现代社会的特征与内容,也必然将被有选择地剔除与保留。因而,“现代性”不仅在特定社会形态内是不断生长发展的,而且随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不断演进也是处于持续流变中的。

基于马克思的“两个必然”理论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则可以说,现代性最根本的历史流变性是在于随着社会主义社会战胜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优越性将持续彰显。但是,对“两个必然”的把握不能脱离“两个决不会”的历史前提,这又明确强调了现代性的流变必然基于现代社会形态演变的基本规律,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凝铸与彰显必然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历史性体现。

唯物史观在指导我国实际进程中形成了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这是坚守马克思主义且立足中国实际的理论成果,同时唯物史观在指导我国现代化的探索建设与开创推进中实现了理论充盈。可以说,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实现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哲学透视,揭示并规定了我国现代化的推进路向、基本原则及其发展趋势。

第一,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路向:从革命到发展的转变。人类社会的演进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原则,呈现出特定的发展节奏与路向。我国现代化进程历经革命与发展两大阶段,并呈现出革命向改革的路向转变。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列强殖民侵略而被迫开启的,现代化开启就面临“民族危机和国家重建危机”^[13]388两大危机,承担民族解放与国家富强两大任务。从1840到1956年,我国现代化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的半殖民化激发了无数仁人志士的民族危机意识与民族主义精神,救亡图存的革命思潮一度体现在对现代化的摸索中,我国现代化历经“御夷图强”“中体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补”的思潮演进,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的革命进程,走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被迫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现代化开始有了自主性的领导力量,在争取民族独立与国家建立的双重任务中,我党带领人民群众打击外患、排除内忧,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了新中国,为我国现代化从根本上奠定了政治国家前提。并推进社会主义革命顺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我国推进的新征程。1956年起,我国现代化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这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我党坚守初心使命的选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奠定了本质前提。邓小平同志历经文革后现代化发展面临思想束缚等困境之时,创造性地从解放思想层面为现代化进一步拓展了发展空间,他认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4]101,并明确指出了现代化在革命与发展进程中的连贯性及其基本原则,“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必须“走自己的道路”^[15]2,因而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与具体战略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这一目标的完全实现,而且中国式现代化的创生,明确了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的强国路径。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我国现代化历经革命与发展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立是总结我国现代化经验教训的伟大成果、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时代结晶、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遵循,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在现代化进程的实践表达。

第二,明确了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群众观的时代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标,推动经济发展更加平衡与充分,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不断实现。新时代以来,基于我国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我党与时俱进地界定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从“供需”两侧出发分别指明了推进现代化建设中“人”的现代化的价值引领。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更要始终深入把握与科学运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充分凝聚民智、汇聚民力、攒聚民心以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实现强国目标,提供主体保障。可以说,我国现代化历经革命与发展两大模式,始终坚持凝聚人民群众共识、发挥群众伟大合力。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农村根据地”的建设、“群众路线”的坚守等,发展进程的稳步推进更依赖对“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等的坚守。

第三,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创造“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共产主义文明趋向。唯物史观基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规定了社会形态规律性跃升的演变进程,并且指明了这一持续性跃升遵循“两个必然”的演进规律。我国目前尚处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路径,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征程的时代表现。而现代化在其文明意蕴上意味着对传统化的超越、对传统文明的吸收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现代化体现。这一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创造,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时代发展、推动了世界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转向。可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文明向共产主义文明转变的重要一步,其核心价值与共产主义的基本要素保持高度一致。

第四,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原则。坚持对资本的掌控,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我国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在彻底的公有制实现之前,归属于资本自然属性的扩张与逐利本质仍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的发展呈现对抗状态。而且“现代化客观上是一个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的历史过程”^[16]79,我国现代化的推进目前尚处于控制资本并利用资本的阶段,这也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发展中存在的非线性状态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与拓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贯彻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要始终坚守发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主体地位不动摇; 要坚持政府与市场发展的平衡关系,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高效结合; 坚持“人的现代化”引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安排,坚定推进人的现代化的本质目标。

“启蒙理性”“普世价值”“民族中心主义”等所构成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指导,在实践层面构筑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定发展逻辑。而我国现代化则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建构并创立了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说,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场域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以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现代化提供了价值支撑。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沉淀,承载和滋养着中华民族的变幻沉浮,更指导着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现代化进程、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容与价值建构提供了文化支撑。我国现代化不同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根本内涵,即中国式的现代化所追求建立的是“小康”,源于“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朴素追求; 所彰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视野与人类情怀,源于“和谐万邦”“和合共生”的发展态度; 所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旨归,源于“民为贵”“天下为公”的国家情怀; 所体现与坚持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源于“天人合一”的传统自然文化观念等。

守正创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不竭动力。中华传统文化锻造形成于历史长河之中、守正创新于我国现代化实践之中。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与时俱进和相互作用之中,才能推进社会实现长久的稳定、拥有不竭的活力。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党明确指出了推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进传统文化不断吸取总结我国现代化实践中所凝铸的创新性经验、智慧,人民群众生活中所彰显的习惯、认知、观念,社会发展所呈现的先进文明成果,以及国家发展中所体现的时代性理念、战略等,从而保障我国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阔步前进这一社会存在提供与时俱进的社会意识指导。

中华文明孕育滋养我国现代化,创造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化而言的,现代对传统超越不仅仅在于时间上的演进、发展技术上的更新、发展效能上的提升,其根本在于现代文明的构建与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的孕育与创立; 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人类现代化道路中一种全新的现代化路径选择,其推进创造的文明形态则是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对我国现代化的价值指导与引领,不断将传统文明嵌入我国现代化进程之中,在“现代”逐渐超出“传统”的进程中,滋养着现代文明的生长。现代虽意味着对传统的超越,但不意味着彻底脱离,现代植根于传统、生发于传统,因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同时,其不仅推进新的现代文明形态历史性形成,又以其不可撼动的“本源”地位规定着这一新文明形态的建设原则。

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要求、后发外生与并联式路径实际要求以及基本国情历史要求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7]164,这一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现代化方案的独创。是吸收借鉴并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为人类追求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的全新路径,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坚守“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推进现代化所要立足的基本实际,推进14亿多人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是我国现代化推进和拓展的根本目标,开创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新难度。这源于我国对“人的发展”的基本前提与价值旨归的坚守,衡量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效能与建设现代化强国远景目标的根本并不在于物质财富的无限积累等对“资本的自由”的追求,而是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实举措的引领,必须立足于14亿多的现代化人口规模、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尊重“大众理性”摒弃“精英理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一是强调富裕享有主体的全民性,二是强调富裕创造主体的全民性。“富裕”的全民共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所在,超越了经济财富集中于社会中少数人尤其是精英阶级的现代化模式。同样,“共同富裕”的全民创造更是坚持全民治理、坚守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要求,强调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超越了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精英治理模式。可以说,“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18]89是对“精英理性”的本质超越。

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坚持“协调全面”警惕“片面失衡”。在“资本理性”统摄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对资本增殖的片面追求是其国家建设的根本目标,因为资本一旦停下,资本主义就会灭亡,这势必会不断加重人对物的依赖程度,导致人对自身发展的设定始终是由对资本的追求所决定和驱动的。而“协调全面”强调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与追寻目标的均衡系统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遵循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实现强国目标的根本原则; 始终坚持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引领,以协调现代化之过程为实现全面发展奠定充分的前提条件。

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张扬“价值理性”抵制“工具理性”。“和谐共生”是科学把握社会发展进程中“主体与客体”尤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资本主义现代化将自然界仅仅视为其推进资本扩张的“死对象”即工具,通过对自然界的粗暴占有与无止境掠夺,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指导下,将自然界看作人的一部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命运与共,摒弃了资本主义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客二分理念与以“工具理性”宰制“价值理性”的资本原则,实现了用“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的科学发展样式。

第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尊重“主体主义”反对“唯我主义”。“走和平发展道路”明确表达了我国现代化的国际关系理念,一方面,我国现代化建设不会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手段即“对外掠夺、对内剥削”为参考; 另一方面,我国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的同时尊重其他国家独立发展的根本主权。因而,中国式现代化尊重各国“主体”依据自身基本国情、发展要求等内在规定要素设定自身现代化路径,反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体现的“国强必霸”与“唯我独尊”的外交理念。

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19],我国现代化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摄下,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建设统一于现代化文明建设进程之中,成功创造了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主要体现在超越资本逻辑的物质文明样态、警惕权力异化的政治文明样态、防止人的异化的精神文明样态、推进社会长期稳定的社会文明样态、提防工具理性宰制的生态文明样态。

第一,物质文明实现了超越性建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17]144。经济建设坚守与贯彻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发展要求,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根本经济制度,从制度层面实现对“私有制”统摄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超越;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创新为第一动力超越了“对外掠夺、对内剥削”的发展手段、明确协调的发展要求超越了“唯资本增殖”的经济理念、遵循绿色的发展原则超越了“唯我”的狭隘主体论、创造开放的发展环境超越了“保守主义”的国际交往观念、坚守共享的发展目标超越个人至上思路; 坚持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取得并不断巩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成果,从发展效能上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

第二,政治文明建设“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20]48。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内在地规定了构建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即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现代化推进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我党的政治优势,避免资本逻辑侵入政治领域。一方面,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防止政治权力异化,“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21]122。一方面,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出了“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21]124。

第三,精神文明建设践行社会主义现代化追求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不断推进人民大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全面提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价值指引,而“自由而全面”的实现要求以精神文明建设保障作为人的主体性与自觉性。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构建路径,坚持共同富裕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富裕”水平要求,以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发展导向,大力提供并探索符合美好生活需求的精神文化产品,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致力于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能动性,充分保障人的历史主体地位,从而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力量。

第四,社会文明建设取得了长期稳定的奇迹,我国“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21]124。社会文明是我国社会建设所取得成就的凝结,社会稳定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社会长期稳定标志着一个社会文明的较高水平。长期稳定意味着社会发展速度有保障,我国现代化建设坚持以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意味着社会分配状态足够协调,协调是稳定的直接前提,我国社会文明建设始终坚持以共同富裕为根本导向; 意味着社会建设的制度相当完善,制度是长期稳定的根本保障,我国社会文明建设直面社会问题,大力推进社会层面的体制机制改革; 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与凝聚力充分发挥,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着力推进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

第五,生态文明建设摒弃工具理性逻辑,坚持生命共同体的建设理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完全摒弃西方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关系原则,坚守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绿色”发展理念,强调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2]538。同时,更立足人类现代化高度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性、生态问题的全球性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性。将我国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性扩至于世界环境保护,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等世界生态建设目标,积极号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大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