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发现了国家的虚幻性,意识到国家并非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者,国家本身和现实的市民社会都是由非理性的私人利益所主导的。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上通过了一条十分受争议的法案,它规定只要没有得到林木占有者的允许,他人在私有森林中捡拾枯树枝一律以盗窃罪论处。这样一则法令引起马克思的极大愤慨,省议会这样一个本该代表群众普遍利益的共同体竟然为了林木占有者的私人利益将贫苦民众的日常习惯认定是罪行,并且选择将林木占有者的蛮横罪行本身变成合法的行为^[5]245。由此马克思第一次公开捍卫贫困群众的利益,他勇敢地站到普鲁士特权阶级的对立面,大声疾呼:“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法,而且要求的不是地方性的习惯法,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的习惯法。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明,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5]248在这一为贫困群众发声的过程中,马克思通过思索和研究也逐步察觉到现实社会总是基于不同物质利益而区别出不同的群体。而各个群体之间的核心问题就是私人利益,也正是出于对部分群体私人利益的保障,整个莱茵省议会的官僚集团才成为林木占有者践踏贫困群众日常习惯的工具和漠视者。对于这种出于私人利益使得国家权威变成私有者奴仆和工具的行为,马克思进一步大声质问:“如果自私自利的立法者的最高本质是某种非人的、异己的物质,那么这种立法者怎么可能是人道的呢?”^[5]256可以看出这场省议会的辩论对于刚进入社会不久的马克思产生了怎样大的冲击,它独特地使得马克思切中了私人利益的领域,而这也仅是现实生活对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第一次刺激和启迪。

在回击莱茵省总督沙培尔对摩泽尔记者的诘难时,马克思通过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实证性考究,揭示了该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农民极端贫困状况的原因在于当地政府的冷漠无视和管理贫乏,这进一步加深青年马克思对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解。关于这场争论和回击,起因是《莱茵报》驻守在摩泽尔地区的记者彼·约·科布伦茨匿名发表的两篇文章,即《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和《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文中对沿河两岸种植葡萄的农民所忍受的极端贫困生活进行了真实的报道,并流露出对普鲁士政府所推行政策的不满^[6]1032。可这名记者为贫困农民的发声不但没有引起普鲁士政府的重视,反而遭到官方的矢口否认和陷害,尤其是总督沙培尔把该报道说成是记者在随意杜撰,并要求该记者澄清事实。对于官方将葡萄种植者求助的呼声看作是无理取闹的这种荒唐做法,再一次激发马克思甘做人民喉舌、为贫困群众发声的斗志。经过多方考察和取证,马克思最终未署名地发表了一篇《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这一方面是替记者向总督的无端污蔑做出坚决的回应,另一方面更是想要为该地区的广大贫困群众争取到他们应得的生存利益。回到马克思撰写的这篇辩护文章本身,在对收集到的大量材料和问题成因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他大胆地揭露官僚政府在贫困管理上的无为、在贫困救助中的无视。针对当地政府的这般行径,马克思谴责道:“政府似乎把比较穷苦的葡萄种植者的灭亡看作一种自然现象,认为人在这种现象面前只好听天由命。”^[5]369可以发现,正是由于当地政府的不作为,使得为该地区现代化事业贡献最多的农民群众忍受着极端贫困。而官僚政府在面对贫困群众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求助和呼吁时,依旧是采取漠然和蛮横的态度,这不得不激起马克思的强烈回击。这份回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却是“推迟发表”^[5]358的,因为他想要通过自己的全面调查来揭示出“全部事实”好让总督哑口无言,从而博得整个社会对摩泽尔地区农民的关注和支持。为此,马克思还认真地提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在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遗憾的是《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的整篇文稿由于遭到官方的封禁,在当时只得发表出部分内容,使得后世读者未能窥见全貌。但这一段经历无疑加深了马克思对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解,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不同阶级间在经济关系上的对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马克思对于经济现实的领悟。

马克思最初是置身于整个欧洲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热潮中自发研究经济问题的。同时,贸易和关税问题也贯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得以构成其早期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线索。19世纪40年代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的兴起,各国之间的商业交往逐渐开始按照资本的逻辑勾连起来,这就不可避免地给各个国家增添了经济交往上的难题。资本的增殖必然要求冲破国家间的经济壁垒,但各国由于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存在差异,因此在贸易交往自由和关税问题上也有着极大的争端。这一时代问题最初是由英国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围绕着“谷物法”的斗争从而引发并显现出来的。英国的土地贵族为了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保障该阶级自身的利益,要求政府出台一则有利于保护本国谷物的关税法令,这自然就遭到英国从事贸易的资产阶级群体的不满,并成立了“反谷物法同盟”来进行反抗。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逐步引发整个西欧各国对资本主义迅速向全球扩张从而衍生的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的讨论。《莱茵报》也刊发了一些关于该辩论的文章,甚至到了1842年12月,恩格斯也加入对该问题的讨论,先后在《莱茵报》上发表《国内危机》《谷物法》等文。而身处于报社的马克思必然受到了这些争论的影响,并且正是由于这些争论促使马克思认识到这些时代难题只有运用经济学理论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在序言中,马克思也曾坦言:“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4]1-2对于这场辩论,除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受到马克思的重视以外,不得不提到的是早在1841年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对于这一时代问题就已经阐发了自己颇为独到的见解。文中有关国际贸易和关税的理论使得马克思深刻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全面研究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根据学者黄瑾的考证,马克思在1843年10月抵达巴黎后重点研究的大量书籍中就包括李斯特该方面的著作,并且马克思也基于分工与生产力的相关理论对李斯特展开批判^[7]。据此,可以把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看作是马克思转向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之一,并且它贯穿于马克思早期经济学研究之中,构成其早期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线索。之所以形成这个判断,一方面是当时的这场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争论赤裸裸地暴露出各个阶级在围绕着“物质利益”而展开现实的斗争。如此这般的事实就进一步刺激马克思必须深入考察“物质利益”的神秘性。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后来的研究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此问题的著作也证明他对该问题的格外重视,其中包括1845年3月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7年9月的《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1848年1月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等。

从上述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生活缩影中,可以发现他之所以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在莱茵报任职期间通过深入现实社会生活,敏锐地捕捉到物质利益这样一个国民经济学核心范畴在资本主义时代中的关键位置,而马克思此前主要从事法、哲学和宗教的研究,缺乏经济学理论的支撑,从而促逼着马克思去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回应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时代难题。以上就是促成马克思研究转向的现实生活语境,至于受其规约的更深层次的思想发展语境将在下文第三部分进行详细阐述。

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发展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渊源极为深厚,同青年黑格尔派在思想上的交织与分离,一度成为马克思青年时期的幽影。马克思正是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与超越,才最终踏上一条柯尔施所言的扬弃旧哲学,转而从经济现实出发为人类寻求解放的道路^[8]92。具体而言,马克思与黑格尔左派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他担任《莱茵报》主编后逐步展现出来。一是与“柏林自由人小组”走向决裂,这是一个由鲍威尔兄弟等人在柏林组建起来的政治激进、且坚信无神论的团体,他们把《莱茵报》作为自己政治发声、鼓吹无神论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舆论阵地,由于他们激进叫嚣的狂妄态度,再加上当时普鲁士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在全国大力推行书报检查令,他们的言论很快就引起德国官方的注意,这就使得《莱茵报》遭受到来自官方层面的检查压力,而马克思作为该报编辑自然是对此十分恼火。不仅如此,马克思对“自由人小组”长期以来在《莱茵报》上发表的言论内容和思想观点更是极为不赞同,认为爱德华·梅因等人的作品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9]41,于是就回信让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10]436。在马克思一再拒绝刊发他们的文章之后,他与这群“自由人”最终也走向决裂。究其原因就在于,此时的马克思在工作中逐渐意识到现实社会中物质利益的重要作用,开始注重从经济现实层面来理解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的存在问题,这与“自由人”仅从抽象的、思辨的、脱离现实的视角来空谈民主政治有着根本性的分歧^[11]。二是《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与卢格惺惺相惜,联手创办《德法年鉴》,但这一报刊却也惨遭查封,马克思最终与卢格分道扬镳。阿尔诺德·卢格作为一名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民主分子,有着与马克思相似的遭遇,一生为追寻德国的自由和民主而身世浮沉。青年时期他不仅因宣传自由思想而被判监禁,同时在普鲁士政府打压青年黑格尔派激进宣传的运动中,他也被哈雷大学辞退了讲师教席,随后,其所主编的《德国年鉴》在当时也遭到普鲁士政府的查封,由此他对德国未来发展忧心忡忡,最终还是在马克思的呼吁之下赶赴法国创办《德法年鉴》。可惜的是,《德法年鉴》仅出刊一期就遭到查封,这就切断了两人在工作中的联系。而引发马克思与卢格之间的背道而驰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实际上在于他们之间的思想分歧。卢格信奉的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渴望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和政策措施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并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政治评论家,而马克思在经过《莱茵报》时期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洗礼之后,已经逐渐开始接纳部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并且倾向于从经济现实出发为无产阶级发声发言、争取利益。后来卢格本人也坦言,“我只是对政治感兴趣,而他却是一个共产主义者”^[12]90。综上所述,马克思早年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交往关联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马克思正是在与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合作与决裂的过程中,实现对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批判与超越,这为他动身离开思辨哲学的基地,坚定地从经济现实出发去理解社会生活,逐步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巴黎,这个被马克思誉为“新世界首府”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结下了革命情谊,同时恩格斯对于社会经济现实的敏锐把握也触动到了马克思,使他更加坚定地相信只有走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实中,才能探寻到人类解放的路径。恩格斯故居的负责人埃伯哈特·伊尔纳曾就马克思的研究领域在巴黎期间转向政治经济学发表过言论,他认为在该过程中,可以说得上是“没有恩格斯就没有马克思”^[13]。这一论调显示出恩格斯对于青年马克思研究领域发生“政治经济学转向”的重要作用。实质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似乎恩格斯总是快上一步,他像是一个抱着轻机枪的战士来去自如,思想和动作极为敏捷,而马克思则更像是一名重炮手,在背后拖着一枚思想的重炮缓缓走来。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恩格斯是走在马克思之前的。其中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就是恩格斯在1844年2月率先写出的一篇经济学著作。后来马克思把它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4]3,这篇颇有见地的“天才大纲”在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激励和鼓舞作用。在这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往来便极为密切,最终在摄政咖啡馆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学者刘秀萍认为,在这初次见面的会谈中,恩格斯向马克思提前告知了即将要写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主要思想内容,这也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有一定的影响。甚至《手稿》中探讨的经济部分的内容观点也与恩格斯此时的许多著作存在一定的关联^[14]。从上述的事实中,能够感受到这位思想的“轻机枪战士”冲在前头所做的理论工作,对于青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转向”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也正是他的激励和鼓舞,使得马克思的脚步一往无前地向经济现实迈去。

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是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后一道壁垒。正是在对黑格尔法哲学深入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寻求人的解放要转向由非理性所主导的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必须寻求政治经济学。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虽然已经退出社会舞台,但是在《莱茵报》工作时所积攒下来的“苦恼的疑问”却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这个“苦恼的疑问”到底是什么?在目前针对该问题的研究当中,吴晓明教授的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他认为马克思此时遭遇的是一种内在的理论矛盾,这种矛盾甚至直接威胁到马克思理性的世界观能否继续持存^[15]428-432。具体来说,在上文的论述中笔者已经提到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切入社会现实的种种生活际遇,并将其归纳为经历了一系列的“物质利益难题”,这实质上意味着马克思这一阶段在思想上遭遇了一场非理性的危机,他发现原本自己坚信的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在与非理性的私人利益“碰面”后竟然不攻自破,这就使得马克思陷入苦恼。为了解决自己的疑问,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的主要工作就是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展开批判性分析,特别是对其中的国家章进行深入研究。他想要以此弄清楚国家的本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最终,马克思得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惊人结论。由此他开始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市民社会内部,而市民社会自身又是由非理性的私人利益所主导的。这样,解决问题的线索就是抓住私人利益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范畴。因此,批判黑格尔哲学实质上使马克思意外地发现了一条道路,即通过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去解剖市民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完成对黑格尔哲学中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架构的突破,彻底转向对市民社会的深入探索^[16]。

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转变过程中,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无疑使马克思猛然惊醒,帮助马克思打破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迷梦。可以说,马克思是经由费尔巴哈而达到追寻历史本质的哲学维度的。具体来说,费尔巴哈是当时德国思想界的哲学明星,他从宗教批判出发逐步向黑格尔哲学进攻,誓要摧毁这座神学最后的“避难所”^[12]72。而费尔巴哈哲学思想里所表达的对于人的重新发现,坚持思维源于存在的这些观点,都对马克思突破黑格尔哲学起到关键的作用。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费尔巴哈的这些伟大功绩也大加赞赏,甚至发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做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 ^[17]92的感慨。后来当恩格斯回忆他与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的思想发展时,也感叹道:“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18]313。可以说在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产生迷茫的时候,正是由于“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横空出世,才使得马克思恍然大悟,开始借助费尔巴哈的思想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超越。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经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逐渐找到属于自己哲学的基点——现实的人。这就为马克思真正深入到历史本质的那一维度中,从市民社会中的现实的个人出发,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通过政治经济学分析现实的经济关系进而为人类解放探寻出路扫清了障碍。

经过上文的论述,可以发现:马克思亲身在现代市民社会中遭遇的具象的、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透视黑格尔法哲学察觉到的市民社会内部的理论悖谬(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严重贫富分化、市民社会中普遍的自我异化),以及与恩格斯交往得到的启示,都引导着马克思进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域去寻求根源性的答案,而这一段理论奇缘是马克思持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思想站位越过黑格尔而实现的,它彻底地为马克思立足市民社会寻求人类解放开辟了广阔的视域。在这里,一方面,需要澄清的是马克思究竟在系统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期间传承了哪些宝贵的信息。对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最易受到忽视的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及理论框架,仅就《巴黎手稿》和《穆勒笔记》的具体内容来看,马克思此时就已有效地进入古典政治经济的具体语境当中,将工资、利润、地租、分工、货币,乃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些经由几代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家才最终界划出来的最基本的理论视域完全纳入到自己的分析构架当中。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张一兵^[19]32-42有力地指认出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不自觉地存在的将社会历史归结为社会物质生产和具体经济运动的隐性的社会唯物主义观点,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更需要明确的是,处在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时期的马克思拒斥和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哪些思想观点,进而将其超越。对此,笔者认为主要呈现为三个面向:首先,马克思在肯定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对“财富主体本质”指认的基础上,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实质上在消解人的主体性,马克思指出“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国民经济学把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17]13-14。其次,马克思揭露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其中根本性的二律背反在于劳动价值论与现实的工资规律,“国民经济学家们对我们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是属于劳动者的”,但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万万不能缺少的部分,只得到不是为了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17]11。最后,马克思也借由政治经济学找到现代市民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同时指明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结果,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理论界限处于异化劳动的范围之内,从而有力地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抽象地理解私有财产时所持有的天然性与永恒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为后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通过“人体解剖”,即分析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撕扯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自然性和永恒性面纱,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寻求人类解放的历史趋势和现实道路找到了基本路标。

当资本主义在法国的发展给工人阶级带来极端灾痛的同时,一种对现实困苦的浪漫主义反映,在理论上就表现为带有空想色彩的各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这股思潮起初在德国因受到官方的刻意压制,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起初只是由海涅、甘斯以及切什考夫斯基在德国传播过一些圣西门和傅里叶的思想。但由于普鲁士官方知识分子施泰因,在批判这股思潮时所写的著作《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国意外“走红”,竟弄巧成拙地使得这股思潮受到了德国理论界的关注^[20]209。而马克思之所以参与进这场对法兰西思潮的争论,是通过《莱茵报》工作而介入的,并直接受到魏特林和赫斯等人刊发在《莱茵报》上几篇文章的影响。由于这些文章中表露出的共产主义倾向,《莱茵报》遭到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攻讦。在对其回击的过程中,尽管马克思此时由于对这股思潮的内容本身不太了解,并对当时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持反对看法,但在争论中马克思也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支持当时无产阶级要求占有一部分财产所进行的各种合理斗争。并且在争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在工人阶级生活的极端困苦以及工人阶级奋勇斗争的背后,隐藏的是阶级利益和私有财产问题。实质上,这样一个阶级利益和私有财产问题以及马克思对于法兰西思潮本身因不熟悉而导致的“力不从心”也构成马克思为什么选择去往巴黎,并且一到巴黎就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动因之一。这也正是马克思在《序言》中所指出的当“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4]3时所要付诸实践的一种表现。

巴黎时期的经历促成马克思阶级立场的根本转变,也影响了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方向,自此他正式走上一条扬弃思辨哲学,转而通过政治经济学切入社会现实,力图实现人类解放的理论道路。在巴黎,马克思时常亲身参加法国工人群体的集会,并且对法兰西思潮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说他彻底地走进了工人运动和法兰西思潮的中心。经过马克思这一时期对于各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性分析,使得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私有财产问题。当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卡贝的平均共产主义展开深度批判时,把他们的理论称作是粗陋的共产主义,指出他们并不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仅是在物的意义上理解私有财产,即将私有财产看成是作为实体的物,认为只有通过彻底地否定私有财产才能够最终实现人类的平等与解放。而马克思则把私有财产理解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理解成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一定阶段的物化产物,理解为内含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统一的矛盾性存在。马克思还认为,对于私有财产并不能采取一味否定的浪漫主义态度,而应该要在人类社会的自我发展过程中去扬弃它,并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7]77。尽管他此时对于私有财产的理解并不成熟,但是他毕竟探索出一条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进而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道路,即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提出要扬弃私有财产。但是,要指导工人阶级进行现实的革命斗争以实现解放,这还远远不够,必须深入挖掘私有财产在现实社会中运行的内在逻辑。而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立场转向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才赋予了马克思的思想探索具有这样的理论视野,使得他意识到必须基于政治经济学深化对私有财产本质和运行逻辑的认识,这不仅是批判性分析法兰西思潮的要求,更是马克思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