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美学视域下陕西文学批评研究”(2019J031); 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生态文学批评的跨文化比较研究”(RWXYCX2203)
作者简介:张光琳(1999-),女,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徐向阳(1978-),男,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E-mail:13696261213@163.com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0, China)
Craft of Gardens; the integration of nature and man; ecological art; the aesthetics of fecundity of life
DOI: 10.15986/j.1008-7192.2023.03.012
中国古典园林在价值归属问题上,历来有着不同的见解。学者龚天雁对中国园林的研究路径进行了总结归纳,分别是:宗白华“园林建筑艺术”、陈从周“园林综合艺术”、彭一刚和台湾学者汉宝德“园林建筑”、金学智“生态艺术”[1]3。在泛生态危机时代,无论是文学、绘画、音乐,还是园林,必然都是“为生态而艺术”,“而中国古典园林,正是最具典范性的生态艺术,最能体现天人合一精神和东方生存智慧的生态艺术。它虽然产生和发展于古代,却能以‘绿色启示'极大地发挥影响于后代。”[2]11生态危机加重了人类的“不在家”之感,而“当代生态审美观中‘家园意识'的提出首先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环境的破坏与精神的紧张人们普遍产生一种失去家园的茫然之感”[3]209,中国古典园林因其“宜居”的特点成为人们理想家园所在。计成所著《园冶》自问世以来就成为园林建造的典范,若要研究园林艺术作为生态艺术的价值取向,必然要回归《园冶》。通过对《园冶》一书的“文本细读”,文章主要从三个维度出发: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万物众美的诗意空间、生生之美的生活哲思,再结合计成本人的造园理念、具体实践、园林欣赏者进行具体论述,从而试图阐明《园冶》在生态文明价值取向时代的本已价值与人文关怀意义。
计成在《园冶·园说》中直接点出中国园林建造的精髓“虽由人作,宛自天开”[4]22,这一思想是以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为蓝本。“天人合一”在中国各家学派里都能找到具体的表述:如“与天地相依,故不违”(《周易》),“人与天一也”(《庄子·山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五灯会元》卷一),北宋张载则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正蒙·乾称》)。“虽然儒家、道家、佛教等在‘天人合一'这一问题上的主张有所差异,但均以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为准则和依托,以彼此双方的融合、协调为最高价值追求,这体现了传统中国人从整体上来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维模式。”[5]23“天人合一”思想中所蕴藏的生态整体观在当今泛生态危机的世界中,已然成为了一种有益于人的生存哲学。
中国学者曾繁仁提出“‘天人合一'实际上是说人的一种在世关系,人与包括自然在内的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交融的、相关的、一体的,这就是中国古代东方的存在论生态智慧。”[6]212“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顺应自然,亲近自然。“中国广阔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生产与生活模式,孕育了‘天人合一'的亲和自然的文化。因而,生态文化是中国古代的‘族群原初性文化',即由地域与文化根基产生的‘原生性文化'。”[7]101既然中国文化天生就有生态意识,那在“原生性文化”土壤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必然含有丰富的生态意蕴。
“有真为假,做假成真”[4]257,造园如同其他艺术创作过程一样,都有一个由自然世界到心灵世界,再外化为实际存在物的过程。计成在《园冶·自叙》中曾讲述过自己为吴又予造园的经过:“此制不第宜掇石而高,且宜搜土而下,令乔木参差山腰,蟠根嵌石,宛若画意; 依水而上,构亭台错落池面,篆壑飞廊,想出意外。”[4]8“不宜”与“适宜”所遵循的标准是从“顺乎自然”这一维度进行考察。在造园师的精心设计之下,游览者在园林这方人造“小天地”中与自然融为一体,从“壶中天地”走向“宇宙中心”,因此吴又予发出了自己在计成所造园林中的审美体验:“从进而出,计步仅四百,自得谓江南之胜,唯吾独收矣。”[4]9在“天人合一”这一中国传统思想的统摄之下,园林设计师在造园时充分尊重自然,做到“得景随形”,使得园林与周围自然环境达到天然的契合。而观赏者又能在园林的无限生机中,与自然从疏离走向亲近,消除与自然的隔阂,在山水美景之间达到高度的“天人合一”。
园林建造是否成功关键在于园林“主人”,计成在书中明确说道:“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第园筑之主,犹须什九,而用匠什一……”[4]14计成书中最能体现“虽由人作”的莫过于在《园冶》书中所留下的关于栏杆、门窗、户櫊、墙垣、铺地等筑造样式,例如门的设计有:莲瓣式、如意式、贝叶式,“莲瓣、如意、贝叶,斯三式宜供佛所用”[4]199。莲瓣、如意、贝叶的样式本身就成为一幅画框,园中景物统摄其中便成为一幅充满禅意的山水画。窗的设计同样如此,月窗式、片月式、八方式、梅花式……苏州网师园殿春簃花窗,它的边框采用了镂空设计,使得游览者从窗口看芭蕉,别有一番韵味,形成“窗虚蕉影玲珑”[4]34的审美意境。自然山水在造园师精心设计的“人造环境”中得到进一步延伸,成为意蕴丰富的“山水画”,让游人沉浸其中。
“相地”篇中:“圆基不拘方向,地势自有高低; 涉门成趣,得景随形。”[4]29原生态环境因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选址造园的最佳地段。“芍药宜栏,蔷薇未架; 不妨凭石,最厌编屏”[4]34,犹如在自然原生环境中一样,园中花卉植物也要做到“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4]32。园林三要素之一的建筑,也体现了园林设计者顺应自然的思想。“斯谓雕栋飞楹构易,荫槐挺玉成难”[4]29华丽优美的建筑自然容易修建,但如果破坏了原有的自然野生环境,想要靠后期的种植移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计成十分强调园林中的古拙朴素之美,并不过分追求华丽炫目之美,“旧园妙于翻造,自然古木繁春”[4]29。建筑设计不仅要顺应自然的原始风貌,还应该与周遭其他环境相互适应,尽量做到在园林建筑中,人与自然走向和谐共生。亭作为园林建筑中最能体现“天地人合一”的有机生态建筑,人在这个微型建筑里能够览尽自然之美景。陈从周在《园林谈丛》中对亭有着较高的评价:“虽然面积不大,但景物的变化万千,在小空间的院落中,还是一种可取的手法。”[8]65游览者在其中能够深刻体会到苏轼所说的“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审美境界。
“天人合一”思想来源于中国人民长期与自然相处的结果,同时也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中国哲学体现的思维方式是,人不仅是宇宙的一部分,而且是小宇宙,因此从宇宙可以观察人、度量人,也可以从人来观察宇宙、度量宇宙。”[9]10从禅宗一派衍生出的“直觉顿悟”思想使得中国人在与自然的相处过程中达到和谐的审美境界。直觉体验即人与宇宙和谐相处的瞬间,人这一小宇宙与世界这一大宇宙共通,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相遇,这才有中国园林的出现。中国园林是典型的“天人合一”思想下的产物,在园林设计者和欣赏者两个维度同时实现了“天人合一”。
人在园林中能够真正实现与自然的亲密接触,感悟大自然的生命之美,从而诗意地栖居在园林。相较山水画,园林给人带来的精神体验更加强烈,因为“中国古典园林是存在于三维立体空间的现实化了的山水画……真正能让人实现‘四可'的美学愿望,这是作为生态艺术典范——中国古典园林的最大优势”[2]12。“四可”便是郭熙曾经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前三者只是“可居”的一种铺垫,“可居”是对自然山水审美欣赏的最高评价。“可居”便是海德格尔所说“诗意地栖居”,诗意来源于人与世界的无隔阂,也就是与万千自然的契合感。正是因为园林是造园师诗意化了的自然山水,“别有小筑,片山斗室,予胸中所蕴奇,亦觉发抒略尽,益复自喜”[4]9。所以,园林中的花草树木、叠山理水、亭台楼阁、水榭长廊、门窗、相地……都有着诗意的规定,自然山水从诗意出发,那人必然会回到诗意世界。因此,园林可谓是“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4]22万物众美的诗意空间。
现代性使世界文明走向完善时,身处文明时代的人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反而遭到现代性的破坏,人祈求能够有一个地方疗养自己的现代性病症,由此中国园林在当代焕发出它的本已价值。人的人性美与园林的自然美在中国园林艺术中相互交织,园林“不但是极佳的自然生态绿色空间,而且是高度优化、集中化了的精神疗养院”[2]17。园林的自然美便是万物众美所组成的生态美,“在大道论的生态美学中,自然美的‘众美'也是一个‘有'‘无'相生相通的生态之美。所谓‘众美',指的是个体自然物在其‘有'(在场)中显露其‘无'(不在场)的神韵气象。”[10]20“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阐明了天地有“大美”,但其本身却是“默默无言”。在园林艺术中,“天地之大美”则是依靠园林中自然物的生态美所展现,而生态美是“符合系统整体性,有利于改善人的生存状态的事物就是美的,反之,就是丑的”[11]15。
“掇山”篇和“选石”篇深刻地论述了山、水、石、木之间的搭配关系,从而营造出了具有诗意的山水园林。“池上理山,园中第一胜也。若大若小,更有妙境。……峰峦飘渺,漏月招云。莫言世上无仙,斯佳世之瀛壶也。”[4]265水与山相互配合,能营造出仙境飘渺之感。“或有嘉树,稍点玲珑石块; 不然,墙中嵌理壁岩。或顶植卉木垂萝,似有深境。”[4]261山、石、花卉草木在庭山中达到完美的配合,犹如大自然中的真山一样,所以才有“深境”。“掇山”篇中多次出现与诗意相关的词语,如佳境、深境、深意、镜游、天然之趣、野致,还有一些诗意联想之事,如“书房中最宜者,更以山石为池,俯于窗下,似得濠濮间想”[4]264。由此可见,园林在计成的心中是一个可以修复人心的诗意世界,这是因为当时现实环境“人重利名,近无图远”[4]280。园林中的假山一般由土石所组成,中国园林不像西方园林那样偏好规整、和谐、对称的大理石,而是喜好廋、奇、丑的石。其中当属苏州洞庭一带所产太湖石“性坚而润,有嵌空、穿眼、宛转、险怪势”[4]282,又或如龙潭石“一种色青如核桃纹,多皴法者,掇能合皴如画为妙”[4]286。“自然之真“成为选石关键,奇形怪状之石才是自然之石,更加能体现出石的生命性质,个性之美才能成就自然物之本真美。
“梧阴匝地,槐荫当庭。插柳沿堤,栽梅绕物。”[4]22梧桐、槐树、柳树、梅树,将它们放置于园林之中,本身的自然美便进一步延伸成为生态美。当然就其树木本身而言,它们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如梅一直被中国文人视为高洁的象征,但在园林中,树木与其他自然物之间进行不同搭配,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生态平衡的自然环境。园林艺术中所体现出的四季时序美,是设计者们充分尊重四时变化,将不同时空所具有的季相美在园林这一方小天地中同时展现出来。中国人对于时序的清晰认知来源于长期与自然同处,领会到了人的生命与自然的节奏息息相关。《园冶·借景》篇中对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时序美进行了十分细致的阐释。春之“堂开淑气侵人,门引春流到泽”[4]305,夏之“半窗碧隐蕉桐,环堵翠延萝薛”[4]305,秋之“冉冉天香,悠悠桂子”[4]306,冬之“风鸦几树夕阳,寒雁数声残月”[4]306。从生态美的角度出发,山水之美、花草树木之美、四季时序之美都是在原有自然物之美基础上延伸出的具体美感,但每一种单独“美”并不能构成令人浮想联翩的诗意空间,只有在多重景物完美的搭配上,才能生发出园林的诗意世界。
诗意空间来源于众多自然物所组成的良好的生态系统。利奥波德说:“只有人们在一个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担起一个公民角色的时候,保护主义才成为可能,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相互依赖,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占据阳光下的一个位置。”[12]255园林中各种万物之众美所展现出的“天地大美”便是生态共同体之美。尽管在园林的分类布局上,要做到每一个物都是美的,但更应该在生态整体性的原则之上,使得园林里的各类自然之物能相互“配合”,以求达到天地之大美,从而园林成了“改善人生存状态”的生态艺术。“园林正是‘居移气养移体'的重要场所,也是有着更深层次的精神目的和追求的场所。”[13]29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便是“诗意地栖居”,园林是中国人诗意建造之后适应人类居住的良好生态场所。
园林的诗意世界是走向大地的诗意世界,“万物众美”也绝不仅限于园林之中。郑元勋在《园冶·题词》时说到计成的“大冶”思想:“妄欲罗十岳为一区,驱五丁为众役,悉致琪花瑶草、古木仙禽,供其点缀,使大地焕然改观,是亦快事。”[4]323“大地焕然改观”使园林的诗意与世界的诗意相连,更加地将“诗意栖居”的思想扩展到现实世界,让大地成为“万物众美”的诗意世界。毋庸置疑,“美”在当今生态文明建设中至关重要,“诗意栖居”的前提也是“琪花瑶草、古木仙禽”等众多美的事物在场。“如果在设想生态文明时不谈论美,就会冒着创造一个无人愿意生活其中社会的风险。更麻烦的是,冒着创造一种最终不可持续的文明的风险。”[14]65在当下“非美”的现实世界,更加需要“美的诗意”来疗愈拯救现代人。
《园冶》一书虽为造园蓝本,但在其工具性之外更多的是一种人文关怀意义。该怎样生活?如何适宜地生活?在《园冶》中或许能找到答案。“归林得意,老圃有余”[4]36可看作园林所蕴含的独特生活方式,惬意、悠闲、自在、满足成为园林生活的关键词,将这些“关键词”组合在一起的便是园林的生生之美。“我们对生命固有的珍贵感并非由人类的头脑捏造出来的,它是由相遇本身引起的。世界是有价值的,这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的。”[14]69园林的“生生”美感激发了人的生命与园林中自然万物的生命相遇,从而产生一种生命同频共振的契合感,最终给人带来生活的无限哲思。
生生之美是生态美学的核心概念,“生生之为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都阐明了整个宇宙是处于一种流动、变化的过程。朱良志论述了宇宙之‘生气':“中国哲学认为,这个世界是‘活'的,无论你看起来‘活'的东西,还是看起来不‘活'的东西,都有一种‘活'的精神在。天地以‘生'为精神。”[15]5宇宙本身就以“生”为本质精神,那“生生之美”也就是宇宙的一种“本己美”,中国传统艺术之魅力就在于展示了“万物生”的生命美感。程相占对“生生美学”曾下过定义:“生生美学就是以‘生生之德'为价值定向、以天地大美为最高理想的美。”[16]74天地有好生之德,天地有大美而无言,那“大美”就是“好生”,是对宇宙间生物的生命价值所做的最高肯定,这就是“生生美学”存续的价值准则。同时,程相占又指出生生美学“它不仅关注人类的生存,而且关注人类的‘忧存'——优化人类存在”[16]74。曾繁仁曾对生生美学的基本内涵进行了考察,简单进行总结归纳便是:万物生,阴阳相生,万物诞生; “元亨利贞”四德之美,将万物生与人之“仁爱”精神联系起来; “日新”之德,天地以其“万物生”的本质使人类具有了“刚健笃实”的精神和“参赞化誉”的使命[7]102-103。
生生美学就是以“生命的创生”和“对于生命伟大处的体贴”为主线所建构的美学。[17]72从程相占和曾繁仁两位学者对生生美学所做的内涵规定出发,不管是“优化生存”,还是滋养“人性之品德”,都是在“万物生”的维度之上所做出的价值判断,而这样的价值追寻在现代性的艺术中是覆灭的,连“万物”都看不到,又何来的“万物生”?文明在不断开辟自己所属领地之时,走向了程相占所说的文明的反面——“文弊”,现实社会也就从人类的“家园”走向了“墓地”,真正之“家园”反而是在“文弊”之处的荒野。“荒野”能够成为人的家园,究其主要原因也就是荒野里的“生”,在这里,自然万物散发无限生机,人也在荒野中走向了新生,此时的“荒野”与“家园”同义。与人所精心建造的现代性房屋(家园)相比,中国古典园林在另一种意义上就是人类的“荒野”。
中国园林因对植物和动物的无限尊重与喜爱,从而人能在园林中直观感受到天地的“好生之德”。“有若自然”是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的最大不同之处。从选地开始,中国园林一直是按照“自然”的法则行事,《园冶》中所总结归纳的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无不是在强调顺应自然的造园理念,因为人只有在原生自然中才能“新生”。园中植物和动物,无一不体现出人对自然的亲近之心。在对植物种类的选择上,园林也多偏向梅兰竹菊、古木、莲花等与能够与人产生精神共鸣的花卉植物。“径缘三益,业拟春秋”[4]22,“三益”便是在《园冶》中常出现的植物:竹、梅、松,如“月隐清微,屋绕梅余种竹。似多幽趣,更入深情”[4]38。在对动物品类的选择上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极好的动物,如“好鸟要朋,群麋偕侣”“养鹿堪游,种鱼可捕”[4]23,园林中的无限生机也在不经意间影响了人的个性品质,与自然亲近,走向自然,从而在自然物的生机中看到了生命的无穷魅力。中国古典园林同时做到了“优化人的生存”和“涵养人的品性”,这正是园林的生生之美。
在园林“生生之美”的基础上来理解计成在相地篇中对园林所具有的生活意蕴的论述,不难看出二者之间存续的关系。从计成《园冶·相地》篇的行文逻辑来看,文章结尾就已经将“园林”之价值限定在有益于人生存这一维度。山林地对应的“阶前自扫云,岭上谁锄月”[4]32的隐士修行生活,城市地对应的“得闲即谐,随兴携游”[4]34的休闲娱乐生活,村庄地所对之“归林得意,老圃有余”[4]36的养老安详生活,郊野地对应的“花落呼童,竹深留客”[4]38的自由肆意生活,傍宅地“固作千年事,宁知百岁人”[4]40的知足享乐生活,江湖地对应的“寻闲是福,知享即仙”[4]42的快乐神仙生活,都是在园林的生机与活力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生活意蕴。西方环境美学代表人物伯林特倡导“参与美学”,强调人对环境的体验是一种“肉身感性”,身体沉浸环境之后,必然会带来对外在琐事的抛弃,此时此刻此地此人在园林这一生态场中形成了计成所说的“顿开尘外想,拟入画中行”[4]305。尽管从西方环境美学的基本观点出发,将自然生态定义为“风景画”是一种险隘的行为,因为“如画性”的观赏模式通常只停留在那些风景画家所规定的优美自然风景,势必会忽略原生态风景。但从中国“如画性”的传统来看,“中国传统园林的如画性是‘立体的如画性',所展现的是自身与自然为友,尊重自然、崇尚自然的审美传统”[18]53。所以人才会在“如画”的园林中“顿开尘外想”,最终享受到生活的乐趣。
中国人有关入世与出世的困惑在园林艺术中得到解决,在“出世”般的园林中过着“入世”的生活,这也符合《园冶》对生活哲思的思考。“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并不完全是历史性的存在,它们大多仍然活在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审美生活之中,因此,‘生生美学'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这也是‘生生美学'作为来源于中国传统生态美学的生机与价值所在。”[19]10园林作为中国人生活的来处与归处在当代焕发出它的终极价值与人文关怀意义。
人类社会自进入现代文明以来,现代性不断改变着人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王岳川曾指出人类当前面临着两大生态危机:“其一是当今世界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危机,其二是人类精神痼疾在现代消费社会中人文精神生态危机。这两大危机均来源于现代性。”[20]131如何逃离现代性文化,走向自我拯救的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社会,人类需要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中。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是在本土地理环境和农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族群原初性”的生态文化,因此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园林艺术蕴含丰富的生态意蕴。中国古典园林成为既能解决自然生态危机,又能疗愈人的精神生态的生态艺术。从计成《园冶》一书出发,能窥探到中国园林艺术对自然的无限亲近。无论是从相地选址的角度,还是对园林内部各种事物: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川河流、亭台楼阁等的设计,都是从“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出发进行总体统筹设计。生态问题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必然要从人与自然这对基本关系入手,而对自然生态美的体认,无疑能解决这一现实问题。在万物众美所组成的诗意园林中,人认识到自然的生生美感从而回到了生存的本真状态。中国古典园林研究中的一些关键词如“家园”“诗意栖居”“美好生活”都与中国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因此《园冶》一书对当下现实更加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与普适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