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现有的文学理论在定义“什么是文学”的时候实际上讨论的是“文学的观念”,它们并没有回到文学本体以及具体的文学作品上真正解决“什么是文学”这一难题。聂珍钊教授列举了国内现有教科书对文学的定义,认为这种将文学看作“社会意识形态”或者“审美意识形态”的做法并不能说明文学“存在的形态”,只能说它们是“文学表达的意义”。在论述“思想、语言、文字、文本和文学”的关系时作者写道:“思想、语言和文字本身并不是文学,而只是创造文学的条件。只有当思想或语言借助文字转换成文本以后,文学才得以产生。”[4]19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语言不可见、不可触,只能通过人的发音器官表达,是一种非物质形态,而文字可以借助书写介质、物质载体具象化,因此是一种物质形态,由物质形态的文字组成的文字文本就产生了最初的文学。在电子文学产生以前,“由文字构成的文本是文学的唯一形态”[4]20,文本是由“表达意义的文字或符号”和“保存文字或符号的载体”[5]两部分组成的,文本的物质形态决定了文学是一种物质形态,而非主流观点所说的“社会意识形态”或“审美意识形态”等非物质形态。为了解释“文本”和“语言”二者之间的复杂形态,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脑文本”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了“语言”的本质问题,认为语言并非是遗传进化、先天存在的,而是由“脑文本”转化成声音实时生成的,“语言并非是一种实体(entity),而只是一种状态。语言在生成之前并不存在。……脑文本转换为声音形态的过程,就是语言的生成过程。因此,语言不是先在的,而是实时生成的”[6]。
文学伦理学批评将文学存在方式作为“文学是什么”的关键问题进行思考,这一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将文学看作“物质形态”避免了形而上的“空谈文学”,“脑文本”也很好地解释了“文学”“文本”“语言”的生成机制。但是不难发现,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只有文字才能组成“文本”,语言形态的“口头文本”并不是“文本”。即使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语言是用来表达“脑文本”的声音形态,详细阐述了“脑文本”和“语言”的关系,但其面向的文学文本始终都特指“文字”组成的“文字文本”,而“语言”不能构成文本,只能表达、丰富“脑文本”,以及和“文字文本”“电子文本”互相转化:“文本可以转换成语言,语言也可以转换成文本。但无论语言或是文本,都是表达脑文本的方法。”[7]从一定角度看,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脑文本”更像是思想和大脑活动本身,属于本体层面上的“存在”,而文字文本和语言则是外显本体的工具和手段。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脑文本”,却放弃将“口头文本”看作独立的文学形态,如此一来能直接参与文学活动过程、表现为语言形态的“口头文本”在文学存在形态中就隐而不见了。
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定义的文学形态应当强调口头文本的存在事实,文学的定义应包含“语言”因素,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文学文本也应包含以口头语言为本体的“口头文本”。文学是以语言和文字为媒介产生的文本艺术,文学文本包含以语言为主要工具产生的“口头文本”,以及以文字为主要工具产生的“书面文本”,文学形态因语言和文字的物质性而呈现为物质形态。
首先,从“语言”“文字”“文本”的定义来看,以“语言”为核心来理解“文学”更为全面。“语言是以语音、词汇、语法等要素构成的一个符号和意义的表达系统,它依托的物质表达形式是人类的语音”[8]4,“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而“文本”(text)含义就略微复杂了一些,在阐释学看来, 文本指“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9]148,而在语文学看来“文本是指‘某个意义序列的语言表达'”[10]299,文本学则将文本理解成“以语言文字等符号为媒介,运载作者所要表达的信息”[11]1。但无论各种学术流派如何理解、定义“文本”,“语言”都是组成文本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理解文学的“文本形态”时可能为了强调文字以及文本的物质形态,将“语言”和“文字”放在二元对立的位置上,不自觉地忽视了“口头文本”的重要性,由此在论述“语言”“文字”“文本”的关系时,未能全面解释“文学”的本质问题。
其次,语言和文字是文学产生的不同生存样态、不同发展阶段,“文字文本”实际上就是语言的符号有序排列后组成的统一整体,究其本质“文字”和“文本”都是“语言”的不同物质表现形式。从文学发生事实来看,语言是形成文学的最初形态。在早期文字发明之前,语言充当了表情达意的交流工具,在不断发展中产生了语言组成的“口头文本”,文字产生后这些口头文本被记录下来,形成固定的、物质形态的文本以供读者阅读。保罗·利科尔就认为“谈话”先于书写,书写其实就是将先前的“谈话”固定了下来,这里的“谈话”可以将它简单地理解为早期的“口头文学”,“口头文学”使用的口头文本就构成了最原始的文学文本。
最后,将文学定义为物质形态、可视、可写的文字文本可能会滑向书写中心主义、视觉中心主义的陷阱,产生书面文学的优越感。过于强调文学文本的可视性、有形性,不仅会消解“口头文学”的合法性,而且还忽视了文学文本语音层的重要意义。纵观世界文学的发展过程,大部分民族文学的最初形态都是“口头文学”(一般原始形态都为较为简短的“歌”)。诗经、荷马史诗最开始就是口头文学,它们最初都是用语言表达出来诉诸听觉的,文字出现后这些口头文本才被书写在物质载体上形成固定文本,成为书面文学,即使在文字产生之后乃至现在,仍然存在着口头创作、口头传播的“口头文学”。由“口头文学”产生的口头文本,也可以叫作语音文本,借助语言依靠人的发音器官而具有物质性,语音文本作用于听众的听觉感官,通过语言、听觉来完成文学的创作、传播和接受。即使是书面文学,创作者使用的媒介也依然是语言和文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会不自觉使用语音来还原文本中的具体情境。可以看到,语言、听觉在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强调文学的视觉性与物质形态时,忽略掉了语言本身的物质性以及文本本身的语言元素。只有重新回到文学的“语言”层面考察文学形态,才能较为完整地概括、总结文学的本质,才能更为全面地认识文学文本的发生和演变过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强调“口头文本”并不意味着要否定“脑文本”的存在意义,“脑文本”的形成、传播是人类文学活动的重要环节,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要素。强调文学形态的“口头文本”存在形态只是为了论证声音亦可以组成文本,“口头文本”本身就是与“脑文本”“书写文本”“电子文本”互相区别的重要文本。
